康有为什么失败了

　　
　　在诸多弟子的簇拥下，康有为选址广州长兴里，弄了个后来盛传海内外的“万木草堂”，挂出油漆一新的招牌，正式开馆授徒，做起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美梦。弟子们恭维康有为是孔子那样的素王（无冕之王），他也毫不客气，毫不谦虚，大大咧咧地接受吹捧，而且意犹未尽，自号“长素”，压孔子一肩，简直不可一世。其实，他本心里最想做的又岂是“素王”，而是“圣之时者”，最隐秘的心思甚至是“不当皇上，就当和尚”。他的野心从很小的事情上都能暴露无遗，比如他给五位得意门生一一取了逾越孔门“十哲”的名号，个个非同凡响：
　　
　　陈千秋号“超回”——超越颜回也。
　　
　　梁启超号“轶赐”——“轶”义为超车，子贡只能让道也。
　　
　　麦孟华号“驾孟”——凌驾于孟子之上也。
　　
　　曹泰号“越伋”——子思只能瞠乎其后也。
　　
　　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子当马骑也。
　　
　　康有为目空一切，是个典型的自大狂。梁启超对康有为的个性有这样的解说：“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康有为若只想做个学问家，狂也好，狷也罢，都可由得他高兴如何就如何。但他想在政治擂台上挥拳踢腿，这种百牛莫挽的自信力加上万物皆备于我的教条主义就过犹不及，特别有害了，偏执狂心胸狭小，还能拿出多少空间去容人容物？康有为一生事业终成水月镜花，依照“性格即命运”的论断，不难找到悲剧的根源。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康有为偕同弟子梁启超赴京会试（此前一年他终于考中了举人）。放榜前，他联合十八省赴京应试的举人在松筠庵集议，由梁启超起草了一份长达万言的请愿书，他充分利用士气，牵头闹腾了一出“公车上书”的大戏，“请拒和约，迁都，变法”。此文遍传都下，倾动朝野。令人意外的是，慈禧太后一向心狠手辣，这回却以柔克刚，使用绥靖政策，一千三百多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举人，在她看来，可算是一股潜在的民间力量，不开罪为佳。男人有招，妇人也有计，礼部抢先放出黄榜，以此转移京城各路士子的注意力，让他们哭的哭，笑的笑，疯的疯，癫的癫，情绪一旦紊乱，国事也就无心再去清谈。这次，康有为春风得意，梁启超名落孙山，但康有为仍然感到有些失望，他的状元梦和翰林梦双双轮空。“如今脱得青衫去，一洗当年满面羞”，康有为还哪有心思再搞什么“学潮”？进宫去谢主隆恩。慈禧太后没抡一下大棒，只用几根“胡萝卜”就瓦解了千头攒攒的学潮，要说，后代的统治者应该跟她学着点，少用刀枪而多用计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