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什么失败了

　　
　　政治家新开张，要想立于不败之地，手中必须抓稳三张大牌——理论、武力和联合战线，方可言智，言勇，言胜。康有为手中有理论，却没有枪杆子，缺少了一张关键牌，怎么办？那就一定要抓好联合战线，发展生力军。当时，除了死硬的顽固派，以那位说过“宁赠友邦，不畀家奴”的混球大臣刚毅为代表，康有为理应竭诚团结的力量至少有以下三支：
　　
　　一支是政界的开明派，也是实力派，例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大臣和督、抚高官，团结了他们，变法维新的阻力将随之锐减，上下同心，其利断金。可是康有为刚愎自用，自以为抱紧了光绪皇帝的大腿，就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了，不必将李、张、刘等大臣放在眼里。他在北京办强学会，一时间，投奔者络绎于途，唯恐不得其门而入。李鸿章主动赞助二千两白银，作为入会之资，还同意出借安徽会馆的数间房屋给强学会办公，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啊！李鸿章在政坛打拼数十年，门生故吏满天下，虽暂时失势（甲午海战后被短期停职反省），但影响力并未衰减，依然无人能出其右，他肯主动带头，又何愁强学会人气不旺？往后办事必将处处爽利。可是康有为颟顸之极，也蛮横之极，竟然不同意李鸿章入会，使后者碰上一鼻子灰，大为扫兴。康有为搞宗派小圈子，搞唯我独尊，好景如何能长？当时，对强学会感兴趣的还有力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两江总督张之洞，他答应给强学会注资，从北京迁址到上海，开办费用由他独力承担。这样一来，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然而，只因张之洞以前辈学人的身份善意规劝康有为少谈“孔子改制说”，低调多办实事，一言逆耳，康有为就拂袖而去，将事情搅黄，这下进路、退路全断了。
　　
　　一位以改良中国社会为天职的政治家，竟缺乏起码的度量，康有为还能在最需要人脉、人缘、人气的官场玩得日曜月明，水流山转吗？此问的答案已不待蓍龟而可知。
　　
　　还有一支力量——“太子党”，是康有为理应团结的。“太子党”的存在有形有迹，他们得天独厚，对政治濡染最深，教育最好，而且了解旧政权的内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比海绵吸水还要完全。如果他们不耽溺于吃喝嫖赌、贪赃舞弊，而能够为国事民生沥胆披肝，那么这些人最有办法从内部消解旧政权的压力，减轻武力斗争的阵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些大家公子——谭继洵之子谭嗣同、张之洞之子张权、曾国藩之孙曾广钧、左宗棠之子左孝同、翁同龢之侄孙翁斌孙、陈宝箴之子陈三立、沈葆桢之子沈瑜庆、林则徐的族裔林旭——多达数十人，若能拧成一股绳，其合力将不可低估。他们是方兴未艾的政治新血，观念超前，跃跃欲试，最渴望有所作为。但康圣人却并不看好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