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什么失败了

　　
　　一、从草堂授徒到公车上书
　　
　　康有为并非一帆风顺，他走过一段霉运。科举之路窄得可怕，也黑得可怕，他扑腾多年，其路径是：考秀才，三战皆北，总算取得了监生的资格；考举人，六试不捷，心都考（烤）成了灰。清代科场流传一句谚语，“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可见运气之重要，学问之次要。康有为屡试不中，内心受到莫大的刺激，早已对现实郁积了一腔孤愤，这种人无疑最想改变现状。奇就奇在，名落孙山也会坏事变好事，他从八股制艺中匀出心思，钻研传统学问，面壁之功殊非浅显。当时，理学大儒朱次琦，人称九江先生，笃守程朱，力求实践，是羊城首屈一指的大学者，康有为出入其门垣，求益问字，但算不上正宗的弟子。后来，他上书权贵，动辄自称“侍九江之经席”，巧妙地打出“擦边球”。简朝亮是朱次琦的入室弟子，瞧着康氏矜夸十分别扭，就公开讥诮后者“游僧托钵”。
　　
　　不管怎么讲，康有为的瞟学功夫确属一流，从理学到佛学，从经学到西学，不过数年间，就已融汇贯通。康氏屡次上书，言词激烈，虽然未获朝廷认可，但已名动九州。一俟他回到羊城，梁启超就气喘咻咻地跑来拜师。这可真是一桩新鲜事。康有为是长期落魄的监生，而梁启超是少年得志的举人，举人拜监生为师，在清代罕有先例。进士陈沆向举人魏源求教，一度传为佳话，但求教与拜师有本质上的区别。李慈铭收樊增祥为徒，乡试奏捷、会试奏凯均迟于弟子，但樊增祥也并非中举之后才登门拜李慈铭为师。梁启超的《三十自述》所言不虚，十八岁的梁举人听罢三十三岁的康监生一席真言，不禁“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以至于“竟夕不能寐”。能让志骄意满的梁举人心悦诚服地唯康监生的马首是瞻，这绝非易易。
　　
　　康有为的身价高了，名气大了，要与他结交的人顿时多起来，其中有一位可了不得，不得了，这人是谁？是“国父”孙文。那时孙先生以西医资格，在广州双门底大街之圣教书楼悬壶，主张缓进改良，革命思想尚未萌芽，更别说开枝散叶，开花结果，他曾托好友向康氏输诚致意，以求晤言一室之间，切磋琢磨，商量探讨。但康有为用势利眼看人，孙文只不过是广东境内一位不显山不露水的小医生，康有为好为人师，臭架子摆得高不可攀，他的答复相当傲慢：“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这话过于托大，弄得孙文愤愤不平，他原也是个舍我其谁的天王山人物，如何肯卑身执贽[zhì，初次拜见尊长所送的礼物]去做康门弟子？这两位近、现代政治舞台上的大明星就此缘悭一面，至死未交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