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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什么失败了
身为维新派的精神领袖,康有为既偏执又褊狭,盟友寡少,而树敌良多,不免穷于防范和招架。当保国会被后党刚毅和荣禄咬定为“只保中国,不保大清”,墙倒众人推时,那些开明疆吏,本来能够说上好话,帮上大忙的,全都默不吱声。
应该讲,历史给了康有为最好的机遇,可是这位自命为“圣之时者”的改良派领袖并未找到真北,把握契机,而是任由机会像泥鳅一样从手中溜脱。百日维新失利,戊戌六君子喋血,固然是冥顽不化的慈禧后党丧心病狂的打压所致,但又何尝不是康有为的策略失误和性格浮躁的自然延伸。在中国,百余年来,领袖的性格即政党的性格,领袖的命运即政党的命运,从来都是如合符节,分毫不爽。
客观地讲,康有为于西学所知有限,对西方的政治思想更属管窥蠡测,强不知以为知,草率上马,主持中国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可谓先天不足。这位“圣之时者”应运而生,本可以团结多方面的政治力量,引导积贫积弱的中国一步步从沼泽中跋涉出来,然而,他师心自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玩什么“小臣架空术”“借刀杀人术”,坐失千载一逢的良机,终于闹得众人丧气寒心,古老华族依旧积弱不振,长期在腥风血雨中苦苦挣扎。
历史既是吊诡的,也是滑稽的。1900年,庚子之乱,慈禧太后仓皇逃离北京,在西安惊魂甫定,即耍出瞒天过海之惯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变法,诏书由御用文人樊增祥操觚,词颇工畅,理实难通。其中有两句话最为关键:“康有为之变法,非变法也,乃乱法也。夫康有为一小臣耳,何能尸变法之名?”一个不成气候的领袖也还是领袖,历史一旦赋予他这样的地位,就不可剥夺,诏书中的百般诋毁和极力抹杀徒然贻笑天下。
三、性格缺陷是致命伤
康有为从小读书甚勤,行坐不离书卷,言必称圣人如何如何,村人都叫他“圣人为”或“戆为”。但他并不戆,只是狂,只是孤高。他曾手书一联:“大翼垂天四万里,长松拔地三千年。”一介狂生,大言不惭,他身上很少显露出民胞物与(民为同胞,物为同类)的政治家素质。十九岁结婚,花烛之夕,亲友们想闹洞房,康有为却笃守周礼,闭门不纳,使得众人大为扫兴。祖父去世后,他借题发挥,“于棺前结苫庐,白衣不去身,终年不食肉。……人咸迂笑之”。这些不近人情的细节,都是康有为在《自编家谱》中不打自招的。青年时期,康有为屡次落第,遂入南海西樵山白云洞,独居苦学四年,为了排解内心的苦闷,平日参禅打坐,念佛诵经,不免有点走火入魔,直弄得“歌哭无常”,落下轻度的精神疾患。当时,他胡乱读了些传教士译介过来的工艺、兵法、医学和基督教义之类的书籍,就自以为学究天人,乃是内圣外王的奇才,一世无二的大儒。疯子仍不妨为学问家,章太炎即为显例,但疯子有碍于做政治领袖,试想,众目睽睽之下,维新派的党魁康有为言谈举止古怪莫名,其信任度和支持率还能不逐日递减?康有为做过一件事,令人齿冷三天,依照明、清两代的惯例,考生进学——中举或点进士,都要拜主考官为房师,以报答他们的提携之举和再造之恩。康有为却偏要在这个没题材可捞的地方捞题材,没文章可作的地方作文章,竟然拒绝拜自己的主考官为师,弄得狂名满天下,令人侧目而视。你说,一介狂生,轻失师友欢心而不知悛改,还如何玩得转最需要凝聚力和感召力为之润滑的政治齿轮?康有为是学问升级版的洪秀全,若论行动力和煽动力,康教主比洪教主差得太远,若论精神不健全,心理不健康,两人则在伯仲之间,适相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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