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者浅见,西边的也里可温和东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背景,可用于理解石峁城址属性。
黄河上游、北游地带应也经过类似的变迁。从时代和地带脉络背景来看,石峁所发现的石质工程不可能是一座城邦或大型聚落。距今4500至3500年间亚洲草原出现了很多石质的军城,并亦有军城之区——战争掠夺族群在相距不远的地点、早晚几十年重修军用的工事。因为这些族群的社会不稳,对外掠夺与互相争斗搭配,每一座军城的寿命皆不久,经常重修以扩展其功能性的范围。在未系统性地发掘前,容易被误解为是一座大城。学者们所提出的,所谓山头上的建设,显然并非是作为居住区而兴建,而是为袭击和防御所建的战线工事。所谓“外城东门”可能起瞭望塔的作用。
该地带的族群流动率高,在此地早晚修筑军城的族群虽可能有所变化,但生活方式却是相类的:以战争掠夺维生。遗址中所发现的粮食不似是本地所种,遗物亦表明这些族群来往混合多元的情况,并显示他们掠夺的对象,主要是南方富裕的古文明地带。同时,这些年轻族群亦采用包括南方以及本地带早期古老文明的技术、形象和人才。
从新石器晚期到周代之前,黄河北游河套地区与燕山之间有密切的来往,相关的证据甚多,曹建恩先生认为,当时陕北与内蒙文化的一致性奠基于彼时气候的条件。这个时期,蒙古草原及丘陵地带才开始沙漠化,所以本地带为流动族群的交通大道,在哈萨克、新疆、蒙古、黑龙江草原及丘陵一带,流动族群频繁互动及迁徙,彼此战争、学习、吸收、传播等。
换言之,黄河北游(包括陕北高原)属亚洲草原低山的地带,从里海到日本海、从也里可温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都是距今4000年前后以来,致力于发展战争技术之族群的生活区。从此时空背景的脉络来看,石峁城址对整个亚洲、含中国世界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宝贵的新资料,显示青铜时代亚洲南草原的族群流动,在也里可温和夏家店下层的文化间,补充了关键的中心环节。同时,因黄河的要道,石峁城址或能解释很多农耕文明的北界问题,包括陶寺毁灭者的来源、二里头遗址所在地区的重要性,并且能在此观察到不同族群经黄河中游的通道互相认识、来往、互斗、混合,以及最后的互相同化等先商与商周研究的历史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