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当年思恩州知府岑瑛报告朝廷的是一个假的“建文帝”,而岑瑛也没有因护送“建文帝”回京并受到“加官晋爵”。
《明史本纪·卷四》记载:正统五年。有僧自云南至广西,诡称建文帝。思恩知府岑瑛闻于朝。按问,乃钧州人杨行祥,年已九十余,下狱,阅四月死。同谋僧十二人,皆戍辽东。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
据此,就是说,当年的思恩知府岑瑛只是护送了一位假的“建文帝”去到京城。
所以,如果当年“建文帝”真的“避难”过“横州”,再真的离开“横州”后,又辗转到了某个带有“思”字的州继续“避难”的话,那么,历史的定格:“建文帝”最后“复遁”到带有“思”字的州,就是当年的“上思州”了。
一生充满悲情的建文帝,真的归隐十万山吗?
也许建文帝当年从南京出逃之初,为了躲避朱棣的追寻,确实都到过现在民间里还流传建文帝佚事的地方。然而,对于建文帝晚年的“踪迹”,则如《横州志》里有关建文帝曾住持横州“佛寿寺”十五年一段历史的记载,其史料更是有着很高的可信度。
诚然,若如《横州志》里,此后,建文帝“恐有觉,复遁去。”的记载,据此,有理由相信,当年建文帝是有可能转道来到地处十万大山的上思再避难,最终郁死。而他的忠实随从们,为了不在人世间显露“建文帝”的身世,只能以奇特的隐喻方式,采用“三合土”巧夯棺椁,埋葬了他们的“皇帝”和“皇后”。
上思,地理位置处广西十万大山的中段腹地,史籍《正文·卷一百十广西五》记载:“上思州府西南三百里。西至思明府二百五十里,东南至广东钦州界七十里,西南至交州偏村界一百里。”而当年的“官皇屯”则处于上思州城东北面数里的一片丘陵里,其数里之外,全是高山峻岭,虽然东北面百里之外可达南宁府,北面数十里可达忠州(今扶绥县),但是,要到达这些目的地,则要翻越几天路程的崎岖山间小路。而要到达南面数里的州城,也则要渡过呈东西流向的滔滔明江河。
经对地名历史考证,这一带数十里方圆内的村庄,最早建庄也是在明弘治十八年上思“改土归流”(公元1505年)以后的时间,而大多数村庄的建庄时间则是清朝中、晚时期。
因此,当年“官皇屯”所处的这片地方,应该是当年的一块“世外桃源”。
可以说,这也就是当年为什么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夯制两座“三合土”棺的工程,而外人却一无所知的历史原因之一。
诚如两座“三合土”棺椁出土之时,文物考古专家曾经推测,如此六面都是密封的棺椁,其棺内的尸体应当是保存完好。然而,当打开了两座棺椁后,棺内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情形,实在令在场的专家都大吃一惊,并且也为之大失所望。如《“石棺”出自“官皇屯”》一文所述,女性棺椁由于从山坡上翻滚到平地,造成了棺内骨骸已经零乱,而男性棺椁里呈现的也只是一具裹尸布重重包裹的“干尸”。对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梁宏刚博士推测说,这两座“三合土”棺椁当年或许是实行了“二次葬”的形式,所以,才造成了如此尸体已经腐化的现象,不然,这样的“三合土”夯制棺椁,是可以保存棺内尸体完好的。
其实不然,这里所说的所谓“二次葬”,和丧葬习俗中所说的“二次葬”是有着不同的概念。 丧葬习俗中的“二次葬”是指人死后,把遗体安放进棺内埋于地下,三、五年或若干年后,再把遗骨捡出来,按人的骨架顺序装入“金坛”(人死后专装骨骸的坛罐)重新安葬。而这里所说的“二次葬”,其实质就是如丧葬礼俗中的“厝”。
史籍记载,自夏、商、周时期出现了夫妻合葬的丧葬习俗,并趋于普遍后,因夫妻死期不相同,所以多采用异穴合葬的礼俗。再者,为了解决夫妻死期的不同,丧葬礼俗中又出现了“厝”的概念。
厝者,置也,停柩待葬之义。即将先死者停柩一侧,再待与后死者一同安葬。“厝”的实质乃为长丧久葬,是厚葬之风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