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史志载,位于武定县城西10公里的狮子山正续禅寺,始建于元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增建庙宇。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又增庙宇。武定不仅塑惠帝神像,还供随臣牌位,狮子山上有这样两副对联:其一, “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皇觉依然正觉旧。其二,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僧为帝”说的是:朱元璋少年时,家庭遭灾,被迫到皇觉寺当了和尚。后朱元璋投身到“红巾军”中,于1368年登上皇帝宝座,国号大明, “帝亦为僧”说的是:朱元璋死后,年仅21岁的朱允文登基,次年改年号为建文,因削藩,被他的叔父燕王朱棣赶下台。从暗道到城郊神乐观,经两湖,入巴蜀,进滇南。初到昆明,寓城中五华寺,自言与云南镇守将军沐晟相识,寺僧通报,沐晟至寺,与建文密谈,使人送至武定府狮子山隐藏。
此有后人感叹,有一联写得有趣:“叔误景隆军,一片婆心原是佛; 祖兴皇觉寺,再传天子复为僧。”堪称一代帝王的建文帝,他的真正踪迹在哪里?
明朝历史上建文帝的最后踪迹究竟在哪里,这乃是数百年来历史学家们不懈的探索。尽管在探索中,建文帝的身影在民间流传其踪迹的各个地方时隐时现,然而,却都是稍现即逝。
2008年10月15日,防城港市上思县距县城5公里处一个名叫 “官皇屯”的山坡上,人们挖山取土时,挖出了两具巨棺——“三合土”棺椁。嗣后,在自治区文物局的主持下,联合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以及有关省市文博单位共同攻关,经过近3年的抢救性、抽丝剥茧般发掘,一个惊天秘密正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上思“三合土”巨棺与明朝“失踪”的建文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重大的人文价值。
《横州志》中,曾有建文帝“住持”于横州的“佛寿寺”十五年后,“恐有觉,复遁去。”的记载。可是,清康熙戊寅拔贡的横州人陈奎所作的《南山遗事》里又有了这样的记述,“思恩知州岑瑛出行,忽遇一僧当道立,从者呵之。自称建文帝,由滇历闽粤,游方至此。今老矣,欲送骸骨归帝乡。瑛大骇!闻于巡按御史,奏之朝。”朝廷便令“思恩州”知州护送“建文帝”到京。到了京城,经多方核证,确认为“建文帝”后,就将“建文帝”安排在宫中“养老”,“号为老佛”,死后葬西山,不树不封。因对“建文帝”“驿送赴京”有功,“英宗因升思恩州为思恩府,擢思恩州土官知州岑瑛为知府”。
对此,《南宁府志》以及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广西通治·卷十五》也是这样的记述。
若如此说,当年,“建文帝”在外“流落”了数十年后,最终又回到了“皇宫”,并在宫中“养老”了,这以后几百年间的历史学家们为什么还要去探寻“建文帝”的“踪迹”呢。
其实不然,这也许是民间对于一代皇帝朱允炆,寄予太多的“怜悯”和“同情”,而“祈愿”一生“多灾多难”的“建文帝”能有个圆满“归宿”的传说而已。
经考证,当年的“思恩州”,就是如今的武鸣县,在各类史料中,都没有“建文帝”曾“流落”“思恩州”以及“思恩州”知州因护送“建文帝”有功,受到了朝廷的“赏识”而“加官晋爵”的记载,民间也没有类似的传说。
据此,可以推断:
其一,当年“建文帝”离开“横州”后,也许有可能是又辗转到了某个带有“思”字的州继续“避难”,但是这个带有“思”字的州,也许并不是“思恩州”;
其二,按照地理位置,与“横州”比较靠近的,并且都带有“思”字的州,确实只有当年的“思明州”(今宁明县)、“上思州”(今上思县)以及“思恩州” (今武鸣县)。而“思明州”也没有和“建文帝”有关的史料记载及民间的传说。但是,“上思州”却有保留了数百年,并与“皇”字有关联的村名“官皇屯”和在民间里流传了数百年,只有在历史上经历过“大起大落”才有那种“悲情”抒发的《叹世赋》为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