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农、工、商，是构成中国平民社会的四个阶层。这“四民”中，与“官”相接的就是“士”，而科举制度就是为农、工、商进入“士”，并进而进入“官”提供了渠道，缩小了农、工、商“三民”之间的相互差异，使其统一于读书应考这个共同的理想之下。
相比注重血缘的世卿世袭制、注重品德的察举制、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度为平民阶级提供了性价比最好的参政议政机制，更为公平、公正和公开。草根阶层得以“怀牒自进”，有作为一定能够有地位，可以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向上迈进的理想。
清初确立的这场以科举、祭孔、祭朱为内容的宁静的政治改革，是清政权与时俱进的产物。
从关外时期的以“民族认同”为主，通过这场改革，转变为以“文化认同”为主，这是大清执政者在军事占尽上风的情况下的主动改革，实现了其从造反者、入侵者向执政者、道统继承者的转变。而这一改革也被证明了颇具远见，收获颇丰：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新政权作为“入侵”的蛮夷，其合法性难以确立，但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新政权对圣人之制的遵循，能够迅速地获得民众的效忠；而在中国特色的地广人稠、民俗乃至语言各异的背景下，“文化认同”远比“民族认同”更能转换为“政治认同”。
两百年后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起事者以“民族认同”相号召，却因为其推崇变异了的所谓基督教，背离了传统的“文化认同”，而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首的湘军、楚军、淮军等汉人武装，对太平天国的有效剿杀，名义上是“勤王”，实际上却是“卫道”，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太平天国恰恰是“其心必异”的“非我族类”。
清初这场推行“汉制”的改革，实际上就是一场政治改革。清政权因此得以接续中华帝国的道统合法性资源，以“文化认同”来抵消“民族不认同”，并以更为完善公正、纪律森严(清代的科举执法最为严格)的科举制度，扩大了执政基础，最终突破了“自古胡人无百年之国运”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