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年48岁的内三院大学士范文程也同时上书道：“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这一建议深刻指出，只要抓住了士人这一“精英阶层”，就能赢得民心，而抓住精英阶层的办法，就是通过科举，扩展其进入政权、分享政权的途径。
两位汉臣的建议，被多尔衮欣然采纳。中央随即下达了《科场条例》，明确宣布：“考试仍照旧例。初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二场论一道……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乡、会试同。”同时，下令各地方官举荐山林隐逸。
这是清入关以后，第一次公开招考公务员。一个依然被中原汉人普遍当作外来侵略者的政权，公开地宣示，其各级官员将不仅仅限于“自己人”出任，而是向全社会的精英分子开放。这无疑表明，执掌这个政权的政治团体，正在试图通过扩大执政基础而获取更高的执政合法性，从“一小撮”的“类兄弟会”团体，扩大为全民接受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参政议政的团体。这当然是一场涉及根本的蜕变。
其实，这场蜕变，早在关外就已经初现端倪。
皇太极在天聪三年(1629年)，就已经推出了小型的科举。在其发布的诏书上说：“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于九月初一日，命诸臣公同考校，各家主毋得阻扰。有考中者，仍以别丁偿之。”
这次革命性的科举，最后有200人中举。此后，皇太极还相继举行了四次科举。这五次科举成为清王朝在关外时期的扩大执政之基的尝试，表明了这个当时还处于造反夺权阶段的政治团体，已经在为接管政权及进行大规模国家建设做准备。
在八旗入关并占领北京的这一年(1644年)，实行科举就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当时，刚刚乔迁紫禁城新居的清帝国，在努力习惯那座奢华的宫殿群的同时，也公开宣示：“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均初九日首场，十二日二场，十五日三场。殿试以三月。”并通过中央文件的方式，为“开科取士”设定了一个相当系统的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