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权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努尔哈赤，虽然开始接受儒学的部分教义，但对于汉人中的知识分子，他基本上还是保持蔑视的态度，并认为这些臭老九是造成大明帝国诸多劣政的罪魁。努尔哈赤甚至下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悉诛之。”
转机开始于第二代领导核心皇太极。令皇太极发生极大变化的，是著名的大凌河之役(1631年)。在这场战役中，粮尽援绝的明军已经到了“人相食”的地步，却依然“犹以死守”，这令皇太极大为震撼。他在战后发出的谕旨中，认为这是“读书明理”而带来的战斗力：
我兵之弃永平四城，皆贝勒等不学无术所致。顷大凌河之役，城中人相食，明人犹死守，及援尽城降，而锦州、松、杏犹不下，岂非其人读书明理尽忠其主乎？自今凡子弟年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皆令读书。
自此，皇太极开始系统地推行儒学的“普世价值”，要让臣民们“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同时，他还下令将《四书》《孝经》等翻译成满文，延聘老师，为自己开办了学习班，日日进讲，于“听政之暇，观览默会，日知月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
如此推崇，早已超越了将儒学作为“统战工具”的权宜之计，而是真正接受儒学的价值体系，这对于基本信奉萨满教的女真族来说，无疑是一次宗教、思想乃至政治的大解放运动。价值观层面上的“儒学化”，促进了政权层面上的“中国化”，为今后接管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
随后，皇太极建立了文馆，命儒臣分别值班，又效法明制，设立吏、礼、户、兵、刑、工六部；随后又将文馆扩大为内三院，职掌制定军国大政、出谋划策和出纳王命等；并推出五场科举，进行“开科取士”的实践尝试……大清终于“渐就中国之制”。
在关外时期皇太极就已经开始祭孔，但无论规模和规格都很小，亦可算作是祭孔的“实习”。入关之后，面临着新帝国“一统江山”的征战和建设压力，祭孔就具有了更为现实的意义，作为“道统”具体象征的孔庙，则成为大清领导核心最重要的获取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