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关后的祭孔，中枢并非仅仅派人出席，而是由摄政王多尔衮和顺治皇帝亲临祭祀，这成为此后清代帝王的首要工作之一。到顺治十四年(1657年)，顺治皇帝将皇太极时的“进讲”制度化，实行“经筵日讲”。听儒学学者讲解儒家经典，自此成为清代帝王的日常功课。到了康熙朝，更是为帝王祭孔树立了典范，“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仪范”，“朕今亲诣行礼，务极尊崇至圣，异于前代”。
这种对圣人旗帜的继承和高举，显然更合理也更高效。
最后的皇家“身份证”
在高举孔子大旗宣示普世价值、推行科举扩大执政基础的同时，入关前后的清朝一改当年颁布“七大恨”时对明朝的敌视，开始全面塑造自己作为明帝国，乃至中原历代“正朔”接班人的新形象。
尽管当时的高层智囊团已经从中原动荡中看到了更多的机会，并希望清政权能超越此前的狭隘目标，但在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前，清朝还是以明朝的敌人的面孔出现的。在甲申年出兵讨伐明朝前，范文程向多尔衮劝谏道：
中原百姓蹇离丧乱，备极荼毒，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两次深入而复返。彼必以我为无大志，惟金帛子女是图，因怀疑贰。今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宣谕进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大河以北，可传檄定也。
这为多尔衮描绘了一幅美妙的蓝图：如果能胸怀大志、严明纪律，至少可以割据黄河以北的半壁江山。
但是，这种劝谏对已经习惯了游击劫掠的八旗军来说，并不起作用。
转机很快就出现了。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后，正在养病的范文程被多尔衮紧急召见，他为多尔衮分析说：
闯寇涂炭中原，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其败道有三：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绅，拷劫财货，士忿矣；掠人赀，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上下同心，兵甲选练，声罪以临之，恤其士夫，拯其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