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权的“开科取士”开局顺利，颁布《科场条例》的次年(1646年)，“始行科举法，在京会试举人，以大学士范文成(范文程)、刚林、冯铨、宁完我为会试总裁官。四月举行殿试。取进士四百人。宴诸进士于礼部。定新进士冠服饰。简梁清宽等四十六人为庶吉士。”
中国的读书人终于发现，朝代的更替，并没有断绝他们的出路，“学得文武艺，售予帝王家”，一个买主被消灭了，另一个买主又出现了。
谁同化了谁？
新帝国在宣布公开招考公务员的同时，也在列祖列宗的旗帜之外，扛起了孔子这面更为伟大的旗帜。
建议又是出自为新政权效力的汉人。新任山东巡抚方大猷向中央提出：“开国之初，首宜尊崇先圣。”户科给事中郝杰也提出：“从古帝王，无不懋修君德，首重经筵。今皇上睿资凝命，正宜及时典学，请择端雅儒臣，日译进大学衍义及尚书典谟数条，更宜遵旧典，遣祀阙里，示天下所宗。”他们都相信，通过明确宣告对儒学及孔子的尊重，就能表明执政者接受“普世价值”的决心，从而更多、更早地获取政权的合法性资源。
摄政王多尔衮又是从善如流。小皇帝顺治在皇极门张设御幄，颁诏天下，封孔子第65代孙孔允植为袭封衍圣公。顺治二年(1645年)，又尊奉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军务倥偬的多尔衮亲诣孔庙致祭。从顺治二年(1645年)到顺治八年(1651年)，短短六年内，清廷共祭孔14次，其热情和虔诚，远超之前的历朝历代。
其实，这种对孔子及“圣教”的主动承认和积极接受，在大多数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都是历史的主流，深刻地验证着元世祖忽必烈的名言：“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
从北魏道武帝拓跋登国元年(386年)，至元顺帝妥欢帖睦尔至正末年(1368年)，总共983年中兴起了北魏、辽、金和元4个少数民族的强大政权，加上清帝国从天命元年(1616年)至宣统末年(1911年)的296年，这5个少数民族政权总共享有了1278年“国祚”。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高举着他们各自图腾的同时，也高举着孔子的大旗——这实际上成为其政治上的战斗力的重要来源。这些政权的治下，无一不是多民族的国家，而能够弥合复杂的民族矛盾、文化差异的力量，就是来自对儒教这一“普世价值”的公开接受和大力提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