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令保护明孝陵的同时，清廷还下令，今后祭祀历代帝王时，追加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这是一种强烈的信号：“中国”道统的创造者和维护者中，不仅仅有汉族的君主，还有其他民族的君主。自此，以“辽—金—元”为正统谱系，成为乾隆之前清王朝的主流。而到了乾隆年间，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乾隆继承了元明之际杨维桢在《宋辽金正统辨》中的观点，以元承宋为正统而排斥辽、金，以“大一统”为标准，将大清的正统接续宋、元、明而非辽、金、元，与传统的中华正统相衔接。但同时，他不仅继续祭祀辽金诸帝，还增祀两晋、元魏、前后五代诸位非正统君王，以体现“治统”的多元性。自此，“道统”的一脉相承(宋、元、明、清)，与“治统”的多元，成为清朝贯穿始终的国策。
百年宿命大逆转
入关之后，尽管有大规模屠杀，尽管有残酷的“发易服”，疑虑重重的“被征服者”却也看到了：这个发胡服的新政权，尽管依靠枪杆子夺得了政权，却在积极迎合传统，以期获得执政合法性资源。新王朝依然信奉或者至少标榜自己信奉“圣人之制”，它所要建立的，不是一个根基于外来意识形态之上的陌生的新政权，而是一个根基于传统价值观之上、结合了八旗特色的旧政权。
公开招考公务员、扩大执政基础的政策，成效卓著。自顺治三年(1646年)，新政权在大中国地区首度恢复科举之后，圣人圣教的大旗，就有效地战胜了“反清复明”的小旗，不少抵抗战士重新拿起书本，准备在新政权中谋取自己的用武之地。当年著名的复社领袖、曾为史可法起草给多尔衮的信的侯方域，也加入了新朝的干部行列，有人写诗嘲讽他说：
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深自惭周粟，今日幡然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
这种情绪性的冷嘲热讽，恰恰证明了当时“一队夷齐下首阳”的盛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