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太祖之死,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尤其是近几年来,新说颇多。但从性质上说“不外乎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宋太租系宋太宗谋害而死;另一种意见认为太宗即位虽属自立,但太祖之死却与太宗无干,太祖是因急病而暴卒。这两种说法其实均属“猝死说”,只是猝死的原因不同罢了。“猝死说”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前提论据就是“宋太祖来不及指定他的继承人以托嘱后事”就死了,足见“死得突然”。现在,《宋会要辑稿》等书中的有关太祖传位遗诏的记载已极大的动摇了太狙“猝死说”的这一前提依据。除非能够证明太祖传位遗诏是伪造的,否则太祖“猝死说”也就很难成立了。
以往,由于“猝死说”与“无遗诏说”是相辅相成,互为强化的,这就不能不造成论者的某种思维定势,以至于对明明就在眼前的一些材料亦未曾注意。如论者多谓宋太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在现存史籍中,直到十月十九日都没有太祖生病和大臣问疾的记载,而二十日太祖却死了,死得很突然。”“太祖病在壬子(十九日),次日即死,且不及医人一诊。”然而《长编》卷十七开宝九年十月条明明这样记载:“上(太祖)不豫,驿召(张)守真至阙下。壬子(十九日)命王继恩就建隆观设黄箓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宫阙已成,玉鏁(sǔo)开。晋王有仁心。’言讫不复降(原注:此据《国史·符瑞志》)。上闻其言,即夜召晋王,嘱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原注,此据僧文莹所为《湘山野录》……)癸丑(二十日),崩于万岁殿。”这一记载清楚表明,宋太祖是在壬子(十九日)以前就生病(“不豫”)了。生病后始“驿召守真至阙下”。既曰“驿召”,则知张守真必定离京城遥远。一召一来之间,自然要有若干时日。而壬子日(十九日)不过是张守真至京城后,宋太祖令其设醮降神的日子。根据《长编》的这一记载是得不出“太祖病在壬子,次日即死”的结论的,更不应说“直到十九日都没有太祖生病的记载”。
总之,从“太祖传位遗诏”的发现看,说明宋太祖并非“来不及指定他的继承人嘱托后事就突然死去”。从《长编》和北宋官修《国史》(《长编》的记载来自《国史》)的记载看,亦不能说“直到十九日都没有太祖生病的记载”。所谓“太祖病在壬子,次日即死”的“猝死说”是否还能继续成立,颇值得考虑。
(三)“金匮之盟”是否属伪造?
史称宋太祖之母昭宪太后临终前,曾嘱宋太祖立约,先传位于皇弟,复传位于皇于,并将此约制成文件,封藏于金匮之中,此即所谓“金匮之盟”。本世纪40年代,张荫麟、邓广铭、吴天墀等若干治宋史之名家几乎同时撰文,指称“金匮之盟”颇多破绽,不足征信,将其断之为太宗即位六年后伪造的文件。后又经中外学者反复申论,“金匮之盟”为伪造说殆成定论。《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邓广铭先生主编),于“金匮之盟”条已径直释之为“太宗即位第六年与赵普共同伪造的文件”。然而“伪造说”的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就是,“宋太宗即位时无任何(包括伪造的)法令依据,故要伪造‘金匮之盟’以明得位之正。”如果说在宋太祖是否为宋太宗所暗害这一点上学术界尚有两种不同意见的话,那么在宋太宗即位时是否有正式的法令依据这一点上双方的意见却是完全一致的。“篡弑论”者认为:“赵光义当了皇帝,要掩住天下人耳目,必须编造遗诏。赵光义抢位之际,没顾得上临时编造遗诏,事后再说宋太祖之有遗诏,不会有人相信,于是便想到已故的太祖母杜太后,编造了一份太后遗诏(即‘金匮之盟’)。”“非篡弑论”者则认为:“宋太祖平生传光义之意原甚明显,然有一事可以确知者,太宗即位并无正式传授之法令依据(无论事实上本无或虽有而太宗名义不用之)。然太宗终为继统造出一名正言顺之法令依据,即所谓‘金匮之盟’是也。”随着“太祖传位遗诏”的发现,学术界的上述论断显然已无法成立了。事实现在已经再明显不过了:假若“太祖传位遗诏”是真实的,那么宋太宗也就决不可能再去伪造一则“金匮之盟”以明得位之正;假若“太祖传位遗诏”确系宋太宗“抢位之际”所伪造,那么他也同样没有必要于“抢位”六年之后再去伪造一份“金匮之盟”。以往,由于论者坚信官书正史中不曾记载过“太祖传位遗诏”,以“读正史宜得其定论”的态度对待私史稗乘中有关“太宗奉遗诏即位”的记载,不但将其斥之为“循史家记事之旧例而已”,而且还诘难道:假若太宗即位之际真是公布了什么太祖遗诏,“则在所公布的一项材料之外,更绝无另行制造一种理由或藉口的需要,且亦根本不可能。太后顾命一说的造成,完全是由于太宗袭位缺乏任何理论上的依据之故。”(邓广铭语)准此,则随着《宋会要辑稿》中的有太祖传位遗诏的发现,这种“太后顾命造成(伪造)说”不是已经自行动摇了吗?关于这一问题的全面论述,笔者将另文论之,此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