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氏的观点很清楚:太宗即位,既非如某些依据“烛影斧声”的记载而“深文周内”的史家所推测的那样,是篡弑即位的;亦非奉太祖遗诏即位的,因为太祖“未尝明降诏旨”,“非实有遗诏也”。毕氏为史学名家,而《续资治通鉴》又是在万斯同、阎若璩、胡渭等史学大师所纂《资治通鉴后编》的基础上“稍加损益”,“重加修订”而成的。其成书过程中,又与章学诚、钱大昕、邵晋涵等“反复商讨”,刊刻时又经钱大昕“逐加校阅”,故毕氏在《续资治通鉴》中的有关宋太祖“非实有遗诏”的观点一经问世,即被视作材料论断上的权威结论而被广泛接受,影响了史学界达二三百年之久。
进入本世纪40年代后,前辈史学名家如邓广铭、吴天墀诸先生,虽然对“烛影斧声”一事已有了完全不同于毕沅的看法,但在宋太祖有无传位遗诏一事上,则仍以毕氏之说为准。如邓广铭先生在40年代的一篇长文中即明确断言:“当太宗即位之初,想必正是群情危疑,众口悠悠之际,他却实在没有宣布任何一项遗命以杜众口之疑。”(《宋太祖太宗授受辩》,载《真理杂志》1944年1卷2期)近半个世纪以后,邓广铭先主在《试破宋太宗即位大赦诏书之谜》(载《历史研究》1992年1期)又进一步重申:“从《宋史》、《长编》等书中,都看不出宋太宗即位时举行过任何仪式(指宣布遗诏即位等)。”
后辈知名学者的近著,如张其凡教授的《赵普评传》、《宋太宗论》,李裕民教授的《揭开烛影斧声之谜》等等亦持老一辈的观点。如张先生谓:“太祖死时无传位遗诏。马韶陈符瑞言晋王(太宗)利见之辰事,晋王亲信梦神人语晋王已即位事……都反映了晋王在为继位的合法化方面从神的方面寻找帮助。使太宗之继位有名正言顺之法令根据,则此类事岂非画蛇添足,而烦伪造也?宋后命王继恩召德芳,也反映出太祖因猝死而无遗诏。”(《历史研究》1987年2期)李先生则更为明确地指出:“赵光义(太宗)抢位之际,没顾得上临时编造遗诏,事后再说宋太祖有遗诏,不会有人相信”而对史官们来说,“要无中生有地杜撰遗诏和宣诏人,史官岂有如此胆量?据实说没有遗诏,没有宣诏人,是抢位夺权,史官更怕得罪皇上,不得已,只好不说”。所以,宋代官修史书都只能含混其辞:“《实录》、《正史》都不曾记载赵光义即位的顾命大事。”(《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3期)
国外学者,如日本著名宋史专家竺沙雅章氏亦认为,“太祖死得很突然,甚至来不及指定他的继承人以托咐后事……《辽史·景宗本纪》记载说:宋主匡胤殂,其弟炅(太宗)自立。很明显,‘自立’就是篡夺。”(《宋太祖与宋太宗》,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方建新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