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中华文明在世界人类文明史上占据十分显要的地位。中华民族有着惊人的创造力，书写过悠久而辉煌的史卷，产生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华文明源自哪里，中华文明如何形成，河北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处于什么地位、发挥过什么作用；黄帝、炎帝、蚩尤何许人也，他们曾在河北大地上为中华民族做出过怎样的贡献等等，是我们最为关心，最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1中华文明的象征———黄帝城
考古勘察证实，黄帝城遗址的建筑年代为战汉时期，系古代涿鹿的政治文化中心。虽然迄今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黄帝城确实是五千年前黄帝所筑，但是，根据涿鹿一带的考古发现成果和司马迁的有力认定，我们有理由认为黄帝城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中华文明从这里起步。
黄帝城又名涿鹿故城，位于张家口市涿鹿县矾山镇三堡村。黄帝城遗址呈不规则方形，南北长510—540米，东西宽450—500米。城墙保存较好，夯土筑成，夯层厚0.10—0.14米，残高2.5—5米，上宽2—3米，下宽约10米。黄帝城遗址内，文化遗迹众多，文化遗物丰富，砖瓦、陶片俯首可拾，比比皆是。
涿鹿故城之所以称为黄帝城，是司马迁通过现场考察和文献资料分析所赋予的文化内涵。因无文字记载，三皇五帝时期被史学界称为“传说时代”。此时，要了解传说时代所发生的故事，也只能从纷纭复杂、人人言黄帝的传说和神话中进行分析、研究、判断。为得出可信的结论，司马迁亲自经过“西过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的广泛调查研究，从诸多文献、传说和史实中总结出黄帝的重要政治、军事活动都发生在涿鹿一带。首先，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阪泉之战)，继而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涿鹿之战)，遂擒杀蚩尤。最后“邑(都)于涿鹿之阿”。司马迁既然曾亲自考察过涿鹿一带，他一定登临了黄帝城，拜谒了黄帝祠，考察了与炎帝、蚩尤相关的遗迹，了解了当地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正如沈长云先生在《中华文明从这里走来》一文中所说：“司马迁是我国史家的不祧之祖，他治史的严肃性是不言而喻的。根据他自己的介绍，他在做出这番叙述前，曾经亲自到涿鹿地方考察过，对于各种歧异的记载和长老的杂说，都经过自己‘好学深思’的过滤，最终‘择其言尤雅者’，即选择最有根据的说法著为这篇本纪，因而我们相信他们的说法是可靠的”。实际上，诸如《括地志》“涿鹿故城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等诸多记载，都表明史学界对司马迁学术观点的认同。
目前，由于考古调查发掘工作不够深入，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黄帝城确实是五千年前黄帝所筑，但是，根据涿鹿一带的考古发现成果，完全可以相信，司马迁的结论是正确的，进一步的考古资料将会提供更加丰富可靠的证据。因此，我们应该将以司马迁的认定和现代考古学资料作为支撑的黄帝城，看做中华文明的载体。它有力证明着中华文明从这里起步，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2中华文明根系泥河湾
中华文明在涿鹿一带形成似无疑义，但是，是什么文化背景促使如此重大的事件在这里发生呢？我们的回答是，中华文明的根系在泥河湾，正是有了距今200万年的文化积淀，才促使中华文明在这一带形成有了可能。在泥河湾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时产生着文明进步的火花，不时创作出瑰丽的文化，其中，涿鹿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一系列火花中最为耀眼的一颗。
在泥河湾，追溯早于200万年前的古人类活动踪迹是一项既艰巨又光荣的课题。当我们发现马圈沟遗址时，我们推测其年代应在距今150万年前，并相信更早的古人类遗存肯定存在。当我们发掘完第三文化层后，发现了近200万年前的人类餐食遗迹、完美的大象脚印和众多的石器，我们推测仍有更早的人类文化遗存存在。结果在其下又找到第四、第五、第六和第七文化层，使得古人类在泥河湾活动的历史一步步推前。今天，根据我们的认识，距今200万年前的石器也绝不可能是泥河湾人打制的第一批，还会有更加原始的文化制品等待发现。因为，低于马圈沟遗址文化层的泥河湾层还很厚，第三纪晚期的三趾马红土也很发育，它们将为进一步探索古人类及其文化起源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人类占据泥河湾之后，一直以勇往直前的精神不断完善自己，表现最为直观的是石器加工技术的进步，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进发，一直延续了将近200万年。这些文化遗存清晰地架构起泥河湾的考古文化序列，勾画出这里旧石器文化发展的脉络。泥河湾旧石器文化突出的特性是，具有中国北方风格的小石器文化遗存表现出了强烈的继承性和发展性，反映出一脉相承的厚重历史和文化品格，具有极强的文化连续性。
人类发展史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技术革命发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泥河湾，大约距今2万年前，出现了以油房、二道梁等遗址为代表的细石器工业，人们熟练地掌握了细石器加工制造技术。这时，人们加工石器的技术已经不再是用石头打石头的简单锤击法，而是发明了更加进步实用的间接剥片和修理技术。制作石器的目的是生产复合工具，矛头装柄成为猎枪，石刃装柄成为石刀、石镰，还发明了弓箭，因此，生产力得到大大提高。新工艺、新技术的出现，很快取代了在盆地内延续了200万年的传统小石器工业。大约在距今1万年前后，以籍箕滩、虎头梁遗址群为代表的细石器工艺技术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虎头梁遗址群的于家沟遗址的发掘最为重要，发掘的地质剖面自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中期，地层是连续的，文化层也是连续的。另外，于家沟遗址超万年陶器的发现，似乎预示着畜牧业开始萌芽，农业革命正在孕育，或者已经完成，初步文明开始起步。
泥河湾200万年来深厚的文化积淀，特别是中华文明来临之际所历经的石器技术革命和陶业、畜牧业及农业等文明起步的孕育，为中华文明在涿鹿一带形成奠定了雄厚而深远的基础
3中华文明在涿鹿形成的考古学证据
19世纪末期，由于西方科学的传入，不少学者对于中国上古史产生怀疑，开始检讨和批判，甚至出现了东周以上无史论的极端说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疑古思潮几乎统治着史学界。20世纪初叶，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不仅开辟了揭示中国古代史的新途径，而且使得长期统治史学界以中原为中心代代相传的文明起源一元论土崩瓦解，继而出现了信古———疑古———释古新思维和以考古取代疑古，重建古代史的新思路。
20世纪90年代前后，苏秉琦先生连续发表了几篇关于信古和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学术文章，他明确指出：“考古学的最终任务是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有些文化传统可能随社会性质、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淡化、消失或被新形式的传统所取代。唯构成民族特征的传统精神，往往可世代相传，其根源甚至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当代中国是历史上中国的继承和发展，通过大量具体事实，揭示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其深厚的文化传统背景，应属于史前史的内容。”精彩文章：人死后有灵魂吗 彭加木失踪之谜 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