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8月22日,苏秉琦先生在石家庄第四次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强调了他对这个历史基本框架的观点,他说:“今年五月初我为纪念中国历史博物馆八十周年题词:‘超百万年的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字面上看,是对国史的概括。实质上是从宏观角度,世界的角度,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提出的新课题、新任务。”苏先生坦言,“趁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之际,在河北这块宝地,禹贡九州之首的冀州,最具典型意义的地方,提出这个倡议,我认为是再好不过的时机”。苏秉奇的这一科学论断,是对中国考古学界半个多世纪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总结。
考古学是一把金钥匙,对传说时代历史真实性的判定,除参考文献外,考古学研究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是打开奥秘的唯一途径。对此,李学勤先生曾作出如下评价:“对考古学的作用,我发表过一个看法。古代的东西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与我们都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必须通过信息才可以越过。古代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古书,除了这个没有第二条路,可是考古学的东西不是这样,那是另外一条途径。古书是历代传下来的东西,它是曾被歪曲和变化的。不管有意无意,总会有歪曲的,而考古获得的东西就不一样,我们是直接看见了古代遗存。”
区系类型学研究是建立区域性考古学文化序列和探索考古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唯一手段。苏秉琦先生将全国分为六大区系,认定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1982年,在河北蔚县考古工地座谈会上,苏秉琦首次提出,“张家口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的认识。1984年,苏先生对“三岔口”的含义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说:“燕山西侧的张家口地区蔚县沿永定河上游桑干河支流壶流河流域发掘的一系列具有自己特征性质的新石器时代遗迹,其时代大约距今六千年前后到距今五千年前后。经过初步排比,相当六千年前后遗迹中,至少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含有红山文化、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和以安阳后岗下层为代表的仰韶文化等几种特征因素交汇在一起。”这样,就使得考古学文化与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联系起来,特别是与司马迁论证的黄帝、炎帝、蚩尤及其三家进行的两次战争及文化融合联系起来。
从文献考察,黄帝、炎帝、蚩尤在这里的存在及其征战、融合、发展是客观事实。从区系类型学分析,红山、庙底沟、后岗一期三支强劲的、有各自源头的考古学文化在这里并存,交流、融合、发展也是客观事实。那么,三支考古学文化与黄帝、炎帝、蚩尤三祖的对应关系及其文化间交流的研究,无疑是其关键所在。在我们看来,黄帝、炎帝、蚩尤不应当看作为历史人物,他们应该代表那个时代不同支系的考古学文化。在考古学文化的背后是由人群构成的社会组织,即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那么,涿鹿一带就是红山文化部落联盟、庙底沟文化部落联盟和后岗一期文化部落联盟相交融的地区,这些部落联盟在这里通过战争和文化交往,最后形成大团结、大融合的政治局面,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政体及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黄帝部落联盟可能创造了红山文化。红山文化是燕山南北长城地带最重要的考古学文化,1935年首先发现于内蒙古赤峰红山后遗址。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广大,主要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河北北部。发现的遗迹主要有祭坛、神庙、积石冢、房址和窑址等,其中,牛河梁女神庙及墓地、东山嘴祭坛最具代表性,出土的女神像及大宗玉器,显示出宗教文明的诞生。出土遗物有石器、陶器和玉器,其中,陶器以之字纹桶形罐为代表性器物,彩陶红地黑彩,饰龙鳞纹。玉器精美绝伦,数量大,类型多,以玉猪龙最为典型,显示出中华玉器文明的光辉。比较而言,红山文化是三支考古学文化中文明程度最高的文化,因此,苏秉琦先生根据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分析,认定“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我们赞同这一意见。如此说来,燕山是黄帝部落联盟的根,龙是黄帝部落联盟的脉,那么,燕人理当是龙的传人。
炎帝部落联盟可能创造了庙底沟文化。庙底沟文化是中原地区最为丰富多彩的考古学文化,因1956年陕县庙底沟遗址的发掘而得名。庙底沟文化主要分布于河南中西部、山西南部和陕西东部地区,发现的文化遗迹包括聚落、房址和墓葬等,出土遗物主要为石器和陶器,以红地黑彩的彩陶最发达。陶器以尖底瓶、钵、盆、罐为典型器物。彩陶纹饰以玫瑰花花瓣、勾叶、圆点纹最具特征。对此,苏秉琦曾用“华山玫瑰燕山龙”的诗句予以赞美。在这里,看不到玉器文明和宗教文明的踪迹,依此,其文明程度应当稍逊于红山文化。有人认为,炎帝部落联盟的根系在华山,他们崇尚的是玫瑰花,而花、华是谐音,与华夏、华人关系密切。
蚩尤部落联盟可能创造了后岗一期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发现于1931年,在安阳后岗发掘得名。在后岗一期文化之上,还发现了中层的龙山文化和上层的商文化。后岗一期文化主要分布于太行山东麓地区,在河北分布尤为广泛,代表性的遗址有河南濮阳西水坡,河北永年石北口、正定南杨庄、蔚县三关等遗址。发现的遗迹主要为房址和墓葬,其中西水坡遗址发现的用贝壳摆设的龙形图案最为著名,似乎显现出当时人们对龙的崇拜或信仰。出土的文化遗物主要是石器和陶器,陶器以钵和鼎为典型,彩陶数量少,常饰有简单的几何纹饰。蚩尤部落联盟的根系在太行山,也是龙的传人,这与其跟燕山相连接不无关系。
当我们把司马迁的记载与考古学文化对应接轨之后,基本上印证了传说历史的真实性。那么,他们以何种方式进行交流、融合,也只能依据文献和考古资料进行分析。司马迁强调用战争的形式达到融合的目的,考古学则利用科学资料阐述文化间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并不否定战争在民族大融合中的作用。无疑,在涿鹿进行的两次大战,胜利者都是黄帝部落联盟。那么,在残酷的战争之后,黄帝部落联盟应该吸收、容纳炎帝和蚩尤部落联盟文化的优点和长处,而成为更加庞大的、更具发展活力的部落联盟。如此,才能真正形成能代表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五千年民族文化的根。
关于黄帝部落联盟发祥地的传说,并非涿鹿一家,还存在陕西渭水说、中原新郑说和山东曲阜说(古寿丘)等多种意见,有关炎帝、蚩尤的说法也不尽一致。但是,各说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以此为开端,黄帝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黄帝、炎帝、蚩尤之间曾发生过战争,却是无异议的。沈长云先生在《中华文明从这里走来》一文中,列举了各种意见后说:“诸说中唯一正确的,应是黄帝族发祥于古涿鹿一带的说法”。我表示赞同。在此需强调的是,在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发掘地点,同时发现三支源远流长的考古学文化并存的典型地区,仅涿鹿一例,这能不引起考古学和历史学家们的极大关注吗?
4黄帝城遗址的保护任重而道远
黄帝城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也是中华文明形成的载体,三祖文化则是体现这一民族大融合、大团结的科学内涵,也是河北响亮的文化名片。20世纪90年代初,在李学勤先生带领的专家团队指导支持下,涿鹿县人民政府提出三祖文化并纳入当地文化发展战略。经过多年的努力,对黄帝城遗址的保护利用设施建设已初具规模,同时,通过广泛的学术交流和祭拜活动,三祖文化在国内外华人中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我们相信通过以黄帝城为中心的保护利用工作,必将形成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繁荣文化事业的文化产业。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黄帝城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工作仍任重而道远。精彩文章:罗斯维尔飞碟事件 老爷庙 建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