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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武宗求活佛玩的是心跳和国库
对于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的历程和表现,嘉靖初年工科左给事中安磐有过一个概括:“武宗初年,亦尝留心讲学矣。二、三年后,遂为左右瞽惑,即从事内典。内典既习,即从事番教。于是,锁南绰吉出入豹房矣。番教既谙,即从事取佛,于是太监刘允驰驱西域矣。十数年间,武宗或胡帽,或紫衣,或持咒,或结印,往往传播民间。番教无资于祈请,西佛未见其踪迹,靡费大官,腾谤道路”。
当然,明武宗在京师大量封授藏僧,以在京藏僧为使,到藏区传达朝廷政令;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为藏僧修建寺塔等,客观上也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北京等内地的传播,加强了汉藏文化交流,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荒嬉滛乐,把朝政及宫廷搞得乌烟瘴气,将明代中期以来诸帝奉藏传佛教之弊发挥极致,消极影响很大。继武宗而立的世宗即位后,对明初以来诸帝尤其是武宗崇佛之弊有较为清醒认识,藏传佛教此后基本退出明朝宫廷,而明武宗就此成为反面典型和后世诸帝鉴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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