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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武宗求活佛玩的是心跳和国库
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是与其荒嬉的个性有着很大关系的。武宗是明朝第一位嫡长子太子,从小甚得父皇孝宗宠爱。据史书记载,武宗读书很晚,识字有限,“《论语》《尚书》各未终卷”,他真正喜欢的是游戏玩乐。作为皇帝,武宗应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但是,他政治素质低下,高居九五至尊,却荒怠政事,把祖训与民瘼抛到脑后。他懒理朝政,恣肆放纵,尽情嬉玩,在宫中“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与外人交易,狎昵媒亵”,“日游不足,夜以继之”。正德二年八月,他修建豹房,作为离宫公廨,“朝夕处此,不复入大内”。有文献揭露,武宗还迷恋藏传佛教中“秘密教”即房中术。所谓“秘密教”,据万历时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札巴坚参》中说,就是流行于元代宫廷的“演揲儿法”,即房中术,“至是番僧循用其教,以惑圣主”。武宗迷恋“秘密教”更甚,整日与藏僧混处狎昵于豹房。
明武宗求“活佛”肆无忌惮,玩的还是“国库”。明武宗大量供养藏僧,为崇信藏僧建寺造塔,遣人迎取活佛,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进一步加剧了明代中期以后的财政危机。正德年间,财政危机加剧,“民穷财尽”,“商货屡贷,公帑告竭”。面对如此窘境,武宗频繁卖官鬻牒等,千方百计筹集钱粮。其实,鬻卖杂职官位、度牒等,国家所得甚少,损失更大,无异饮鸩止渴。如,“阴阳、医生、僧、道或仕宦子孙、良家子弟纳银六十两者,起送入选,免考”;度牒“多者价十三两,少者八两”。即使如此,武宗却仍挥霍崇佛。他在京师供养大批藏僧,“出入禁御,京食大官”。他不断举办藏传佛教法事,花费也不会少。为藏僧建寺造塔,也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如,正德八年四月,修大慈恩寺方丈,“命工部会年例、物料修理,兵部拨官军三千人、锦衣卫军士三百人赴役”。正德十年五月,大护国保安寺大善法王星吉班丹死,“命工部给葬价二千两”。武宗崇奉藏传佛教最大的耗费,则是迎取大宝法王弥觉多吉,举内府金宝,动国库茶盐,劳四川驿作,调千余兵丁,历时六年,耗费人力、物力难以数计。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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