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一个由德国美因茨大学古遗传学家Guido Brandt和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古遗传学家Wolfgang Haak带领的研究团队提出了一个泛欧洲的观点。他们建立了一个比过去的研究大10倍的古DNA数据集。研究人员提取了德国Mittelelbe-Saale地区25个站点的364个人的线粒体DNA(mtDNA),该地区在7500年到3500年前存在至少9种古代文明。基于骨头和文物之间的关系,该团队将具体的基因标记与许多文明(大多数是农民和一些动物饲养者)建立了联系。
他们还加入了从欧洲和亚洲古代骨架中提取出的198个mtDNA样本,以及现代欧洲人和亚洲人的68000个mtDNA序列。该数据允许研究团队追踪mtDNA遗传标记(被称为单倍群)的分布和频率,并梳理出4个所谓的人口迁移事件——重塑欧洲遗传景观的大型迁徙。(由于mtDNA仅能从母亲遗传,因此它揭示了女人的发展历史。)
最古老的一次迁徙是农民首次进入欧洲,当时线纹陶器文化(LBK)的拥有者种植谷物、养牛并制作陶瓷,他们在约7500年前从近东迅速涌入欧洲。
第二次迁徙开始于约6000年前,欧洲中部的农民蔓延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那里他们与狩猎采集者混合生活,逐步产生了漏斗颈陶文化。这些人是非常有才华的动物牧民,不过还是会继续狩猎和捕鱼。约1000年后,有着农民和狩猎采集者混合基因的农民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回到欧洲东部,使基因谱系进一步复杂化。
约4800年前的第三次迁徙,将另一批农民从东方带到了中欧。而在4500年前的第四次迁徙中,伊比利亚半岛钟杯战斧文化的农民使用着金属工具,涌入了欧洲大陆中心。研究团队指出,这两次迁徙极大地影响了现代遗传多样性。只有30%的现代欧洲人携带着最早的农民基因标记;而后来人口流动的基因标记现在占主导地位。
不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考古学家Peter Bogucki质疑mtDNA是否能产生如此清晰的人口迁徙图景。他认为,人们可能并没有以紧密团体的形式迁移,小股的迁移者也许在大范围内有着“模糊”基因标记的累积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