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超雄从元龙坡出土青铜兵器的组成结构分析,认为当时骆越人已经建立了武装实体,出土的青铜兵器共有85件,占出土青铜器总数的93.5%。“这些青铜兵器在现代人看来不算什么,但在商周时期,特别是在岭南地区,已经是非常先进的武器了。”郑超雄介绍,出土的青铜矛尽管埋藏在地下二三千年时间,仍然非常锋利。青铜钺共有两钟形式,一种是双斜弧刃,一种是单斜弧刃。双斜弧刃钺,两面自肩部至锋尖各有一道弯弧形棱脊。此类钺目前国内未见有出土实物,应是本地所产。单斜弧刃钺在出土的石范中有模印,也系当地生产。匕首仅出土3件,茎部饰有精美纹饰,估计是首领佩带的武器,特别是其中一件长34厘米的匕首,在众多器物中绝无仅有,没有相当身份地位的人是不能佩戴的。
“从出土器物还可以看出骆越与商王朝已经有文化交往。”郑超雄说,例如,全苏勉岭出土的铜卣、铜戈以及那堤村敢猪岩出土的铜戈皆系北方器物,这些器物应当是骆越与商周王朝高层次交往所获的赠送品。“骆越方国将本地土产进贡给商王朝,并获得商王朝的回赠。岭南至商国都路程有千里之遥,骆越的使节去而复返,说明他们有坚定的故国家园观念。”郑超雄认为。
覃圣敏的《西瓯骆越新考》一文认为,从元龙坡墓群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贫富开始分化、等级差别分明。在元龙坡的350座墓葬中,无随葬品的54座,占15.4%;有随葬品的296座,占84.6%,但每个墓的随葬品数量的差别不是很大,而品位档次的差别却很明显,说明当时的私有制已经相当普遍,贫富差别还不悬殊,可能正处在刚开始分化的初级阶段。墓坑的形制也反映了墓主社会地位的高低。大部分墓坑是简单的长方形竖穴,少部分墓坑却有二层台,是墓主的社会地位较高的反映。因此,从墓坑的形制、随葬品的有无和随葬品档次的高低,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已经明显地分为三个等级:贫民阶层、平民阶层和贵族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