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装进小玻璃瓶,接着立刻冷冻在液态氮槽里,最后再运回柏林筛检。这些被抓的蝙蝠中有一些会被杀死并解剖,这样它们的内脏碎片,尤其是病毒经常集中的肝与脾,就会加入珍贵的冷冻样本之中。其他蝙蝠则会被释放。如果其中一只被解剖的蝙蝠的血液样本经过测试发现有抗体或病毒片段,它的器官就会被用来尝试分离出活的伊波拉病毒(这个工作比较危险,费用也较高昂,只在生物安全等级四的实验室进行)。
处理过几只蝙蝠之后,林德兹将工作交给一位高瘦温和、来自象牙海岸的研究生雷翁斯.库瓦迪欧。毕竟,此行除了是一项科学调查,也是一次训练任务,林德兹想要让他的门生获得丰富经验。库瓦迪欧的技术已经很好了,随着他逐渐融入工作节奏,在这个温暖的非洲夜晚参与完成这些辛苦的任务时,我发现他医疗长袍底下的T恤印着某个度假区的标志,上面写着「这是个完美假期」。对他来说或许是吧,可是并非对所有人都如此。
奇怪的宿主
回到美国后,我访问了更多专家。当我问到为何找出伊波拉病毒带病原宿主很重要时,他们一致表示:因为这项资讯对于预防疫情再度爆发不可或缺。在其他问题上他们的看法则不尽相同。最令人意外的见解来自颜思.库恩,他是一位聪明年轻的病毒学家,任职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而他那本厚厚的《丝状病毒》,让他堪称首屈一指的伊波拉史学家。我问他,依你之见,为什么过了39年,伊波拉的带病原宿主还没被找到?
「那是个很奇怪的宿主。」
「奇怪的宿主,」我重覆一遍,不确定自己是否听对。
「我是这么想的。」
首先,伊波拉疫情的爆发相对而言并不频繁,将近40年当中只有二十几次,属罕见事件,而且几乎每一次疫情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在野外被感染的人类案例,接着是人对人的传染。他说,这表示导致溢出的连串事件一定是「极不寻常且怪异的」。其次,「这么多年来,这个病毒的基因体出奇地稳定。」它的基因体没有多少改变,也没有怎么演化,至少在西非的人类感染案例开始攀升到这么高以前是如此,在那之后,病毒便多了许多突变的机会。而原本的稳定性或许反映了「某处有瓶颈,」库恩说――这样的限制使得病毒一直保持数量稀少,而且基因多样性很低。一个可能的瓶颈是双宿主系统:宿主之一是蝙蝠之类的哺乳动物,可能只会在被某种昆虫、蜱或其他节肢动物咬到时才会间歇性地被感染,后者或许相对罕见或分布范围有限,是病毒的原始宿主。我们两个都知道,这让人想起1975年那个在罗德西亚搭便车旅行的人,他因为被奇怪的虫子咬到而死于马堡病毒。这也让人想到在史汪尼普的实验室中,那只体内带着伊波拉病毒两星期之久的蜘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