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写下的这段话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但是,中国“三大发明”说法最早的提出者并非马克思,而是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其在1550年就提出了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是中国的“三大发明”。1620年,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
“印刷离不开纸,早先的西方学者不知道造纸术也是中国人发明的,所以只提‘三大发明’。后来知道了,‘三大发明’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四大发明’。”《中国人发明了什么》一书的执行主编、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华觉明说,“‘四大发明’的提法是培根、马克思等西方学者就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对人类文明,特别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所作的评价。这种说法对提升我们的民族自尊和爱国精神有积极意义,但也使人产生了误解,以为这‘四大发明’就是中国古代最重要、排名最靠前的发明,其实不然。”
华觉明认为,中国人在历史上至少有30项重大发明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不仅仅是四大发明。比如,汉字就是中国人无与伦比的一大发明。
“‘四大发明’的说法是外国人讲的,我们也感到自豪。”科技史专家、中国科学技术馆原馆长王渝生表示,“但是,中国人要把自己的事情搞清楚,科学史界应该对科学史学科发展中重大的、基础的、原则性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