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野正恭所写的《日清海战史》对“致远”舰的沉没作了记载:“一边游击队与“致远”战,“致远”忽出阵冲突“吉野”,于是“吉野”以纽状火药连弹装入快炮击之,密如雨下,三点三十分遂沉没。”也就是说,在日方记录中,日本联合舰队于整个黄海海战期间并未施放鱼雷。
致远号的沉没,出版于1895年的《普拉茨塞海军年鉴》对导致“致远”舰沉没原因的记述较为合理:“日舰第一游击队见致远奋然挺进,便以群炮萃于致远,连连轰击。有数颗榴弹同时命中致远水线,致使其舷旁鱼雷发射管内一枚鱼雷爆炸,右舷随即倾斜”。另外日舰用毫米口径巨型榴弹穿透了军舰水线下的两舷,大量进水使损害管制很困难,尤其是水密门因橡皮垫老化而邓世昌在战前曾多次提出换新而有关部门置之不理不起作用,最后导致海水迅速灌满各舱室,这是很致命的。
战后,海军官弁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奉命总结海战失败之教训,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等人呈文称“譬如致、靖两船,请换截堵水门之橡皮,年久破烂,而不能修整,故该船中炮不多时,立即沉没。(《盛档芳孜缰腥照秸废碌?01页)如果及时跟换橡皮,那么致远号也许不会如此迅速沉没,邓世昌也不会壮志成空。
当时,邓世昌牺牲后举国震动,光绪帝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并赐予邓世昌“壮节公”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入祀京师昭忠祠,御笔亲撰祭文、碑文各一篇。李鸿章在《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中为其表功,说:“……而邓世昌、刘步蟾等之功亦不可没者也”。清廷还赐给邓母一块用1.5公斤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拨给邓家白银10万两以示抚恤。邓家用此款在原籍广东番禺为邓世昌修了衣冠冢,建起邓氏宗祠。威海百姓感其忠烈,也于1899年在成山上为邓世昌塑像建祠,以志永久敬仰。1996年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命名新式远洋综合训练舰为“世昌”舰,以示纪念。
黄海大战“致远舰”沉没再揭秘
悲情英雄邓世昌:“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字正卿,广东番禺人,少年时因英语功底好,被选入了本不招收外省学生的福建船政学堂,为学堂第一期驾驶班学生。毕业后由于省籍原因,绝缘于海军留英计划,却因此在同学中最早担任军舰管带,具有了大量的实际业务知识。
被李鸿章选入北洋海防后,邓世昌任事勤勉,治军严格,而且不带家属不在岸上购建寓所,终日在舰上居住,与四处购房纳妾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等形成了鲜明对比。从军27 年,邓世昌仅仅回过3 次家,其中最长一次不过7 天,甚至慈父去世时,也因为时值中法战争,考虑到海防大局紧张,而毅然背负“不孝”之名没有归乡,只是在住舱里一遍遍手书“不孝”二字。这些不随大流,显得特立独行的作风,越发使得邓世昌遭到闽党军官群体的排挤憎视。
黄海大战爆发伊始,北洋旗舰“定远”即受伤起火。见到旗舰身处险境,在千钧一发之时,邓世昌——这位长久以来孤独落寞的将领指挥着他的战舰毅然决然驶出,与如狼似虎的日本第一游击队展开炮战,“致远”舰在用自己并不厚实的身躯默默地为旗舰遮挡着炮弹!不知道在那一刻,公认为闽党领袖的刘步蟾是否会被这位一向被闽党军官集团排斥的外省籍将领所感动。紧接着在“定远”舰右侧,由林泰曾、杨用霖指挥的“镇远”舰也挺身而出,与“致远”舰并力抗击日舰,共同护卫旗舰。
旗舰转危为安,“致远”舰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与同样挺身而出的铁甲舰“镇远”不同的是,“致远”舰并不具备那么强大的防护力。为了掩护旗舰,与第一游击队4 艘战舰炮火抗对战的过程,对于“致远”舰而言无异于是生命慢慢消耗的过程。“致远”舰的舰体已经有多处被击穿,其中一些伤口出现在水线附近,海水大量涌入舰内,穹甲甲板的斜坡与船壳板相交构成的“V”字形的水槽里已经积满了海水,“致远”舰内的损管人员在利用一切工具努力排水,但舰体仍无可挽回地发生着倾斜,此时已经出现了将近30 度的右倾,这对任何一艘舰船而言,都是足以致命的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