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自然环境也具有不断变化的特性，但环境变化也是无方向的，并且随时都可能发生巨大变化。
第三，自然环境变化与生物形态变化是相互独立的。至于生物向着更加适应的方向进化，则只是后人的描述而已——真实情况是，物种的变化是多样的、无方向的，它具有向各个方向变异的可能。那么在它的众多子嗣中，总有一些能适应变化后的环境，而其子嗣的这种形态又在遗传的作用下被保存下来。因此，自然的这种选择是“间接”的（环境本身并不会对物种的变异作出某种规定或者影响），生物的这种适应是“被动”的（生物并不知道环境的变化方向，即使知道，也无法决定后代的形态，无论对于后代的变异或者环境的变化，他们只是被动的接受“任何结果”），无论是对于物种还是环境，其变化都是偶然而被动的。
这些前提预设有的是经过实证检验的，如古人类学家的证据和遗传学的证据，而有的则作为不自觉的前提加以接受。
进化论理论暗含矛盾性
自然选择的一个基本思路是，环境是变化的，物种的形态也是变化的，在两者的变化中，自然变化决定物种变化结果，即物种变化和环境变化之间被赋予某种“必然”的逻辑关系。然而，这两种变化之间的逻辑关系从未得到证明。达尔文既无法证明环境的变化将改变物种形态的变化方向，也无法证明物种是如何向着更加适应环境的方向改变后代的形态。但他却坚信，从一个长远历史过程来看，人类和其他一切物种都向着更加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
事实上，环境变化与物种形态变化本身就暗含矛盾：物种虽然具有变异的可能，但是这种变异是非常缓慢的，必须经历漫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具体生物形态的转变，还要经历更长的时间，这种变化才能反映在对环境适应的功能上。在有限的时间内，物种形态变化的幅度非常微小。而自然环境则不同，它的变化方向和幅度都不受任何限制，因此，环境的变化往往是突发的。那么，从长远来看，物种的渐变如何能适应环境的突变？物种的微变如何适应环境的巨变？因此，按照达尔文的理论，如果将世界的演化置于无限的时空中，那么所有的物种最终无法适应环境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