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葬发现之初虽然是偶然的,但墓葬中竹简“兵书”的发现却惊天动地。在《文物》1974年第2期发表《山东临沂西汉墓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竹简》的简报及新华社在1974年6月发表了临沂银雀山发现竹简消息的新闻通稿后,很快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并掀起了孙子兵法研究的新一轮热潮。
鉴于这次考古发掘的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该考古项目被评为“新中国30年影响最大的考古发现”之一;20世纪90年代,又被评为“新中国影响最大的考古发现”之一;21世纪初,该项目再次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发现”之一。
临沂汉简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发掘出土后经保护处理,至今一直存放在山东博物馆。2011年,此批竹简被评选为“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汉简兵书解疑千年历史悬案
汉代以前的正史文献虽然多次提及孙武、孙膑及其兵法,但均极简略而零碎。最早记载孙武、孙膑的文献有《吕氏春秋》和《韩非子》,可见战国、秦代之时两位孙子的“兵法”均为世人所熟知。两汉时期的《史记》、《汉书》也均有所记,《汉书》“兵书略”中将《吴孙子》排在第一位,《齐孙子》排在第二位,并明言《吴孙子》有八十二篇,《齐孙子》有八十九篇,可见两位孙子确实均有“兵书”流传于世。但不知什么原因,战国重要文献《左传》中没有此二人的记载,并且汉代以后的文献也不见《齐孙子》的记载。由此,引发了一场聚讼千年的悬案。
从汉代至唐代,对《孙子兵法》的作者一直没有人提出异议,但宋代以后,开始有人对这两部兵书及其作者产生诸多疑问,大致有以下几种论断:其一,支持《史记》中的记载,认为孙武、孙膑各有其人,并分别著有“兵法”流传于世。其二,认为历史上并无孙武其人,只不过是一位战国时期“山林处士”所作的“兵法”而已,以其为吴王所用乃是夸大之词。其三,不否认历史上有孙武这个人,但《孙子兵法》不是孙武自己编著的,而为后世之人伪托“孙武”之名而作的。其四,《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孙膑,孙武和孙膑是同一个人,“武”是其名,“膑”是绰号。其五,历史上有孙武和孙膑这两个人,但现存的《孙子兵法》作者是孙膑。其六,认为《孙子兵法》是三国的曹操所著,“兵法”中提到的“孙子”是春秋时期的伍子胥。直到1972年临沂银雀山竹简出土之前,各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近代甚至还有外国学者也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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