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那个时候,不仅皇帝常常被骂,就连明朝各位名臣,也没有一位能够不挨言官“骂”,如海瑞、杨涟、左光斗、张璁、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等等,都深受其苦。其实,那些喜欢骂人的言官,也不断会被人骂。在一个以“骂”人为荣耀、被“骂”为正常的年代,只打口水仗,不做实在事,就暗藏悲剧在其中了。
明亡于万历皇帝的说法由来已久。《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评价,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主要是源于缘于万历皇帝30年怠政,表现在其所谓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上。按说,万历执政前10年,是明朝中后期一个辉煌瞬间,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他为何突然要“六不做”呢?细细分析,若说被言官骂成如此,并不为过。
自从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就是对万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把万历皇帝描绘成一个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总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无是处的皇帝,而受到了革职为民的处分后,给万历皇帝上书进行无端谩骂的官员更是络绎不绝,对这种群狼式的围攻、暴风雨式的谩骂,皇帝没了脾气,只能装聋子不理睬。到后来,万历皇帝见怪不怪了,就选择了沉默,选择了躲避,选择了“六不做”,任由言官去骂吧。
本来敢于谏言、勇于谏言、善于谏言,是件好事,尽人臣之责,是关心社稷,是件好事,但无端放纵,奖罚不明,逐步扭曲了言官进谏的本意,最终反倒严重干扰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就本末倒置了,反为不美。这很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其四,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奢侈生活的一种沉迷。
据史书记载,神宗帝确实也是位酒色之徒。说好酒,他在17岁时,曾因为醉酒杖责冯保的义子,差点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对好色,他在万历十年(1582)的三月,就曾效仿其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不仅如此,他甚至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即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起了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