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一种政治环境,让万历皇帝很是无奈。尤其是他在位期间,透过东林党争和国本之争两件大事,已经发现君主想做点事情,就会被文官不厌其烦进行阻挠阻挡,故而他不得不萌生一种“君愿不能遂,还要受人摆布”的悲观情绪,逐渐丧失了年少时候对治国的热情、对社稷的关注。于是乎,在与文官不断抗争却常常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干脆选择了“无声的抗议”做法,那就是了不再上朝。
其二,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当时现状的一种逃避。
黄仁宇在其撰写的《万历十五年》文末中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从这段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现状,那就是明朝社会此刻已经一塌糊涂,文臣多贪婪,武将多怕死。所谓的“东林七君子”,其实是腐儒误国。试想,身为一介皇帝,九五之尊,看似贵不可言,大权在握,却令不能行、禁不能止,连个心腹干将都没有,成为了真正的“寡人”一个,又能奈现状如何?若与天下士子为敌,神宗不仅没那个气概,也没那般能力。唯有“眼不见心不烦”,选择逃避的方式,尚且可过得安生些。
其三,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言官制度的一种抵抗。
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来,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明代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实在气极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顿而已。
正因如此,明代言官普遍的作风是,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重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