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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为何要迁都洛阳之谜
第一个途径行不通,只好转而依靠第二个途径来解决关中粮食危机。但亦非易事。从关东漕运粮食至长安,不仅路途遥远,而且三门峡一段黄河河道狭窄,水势湍急,水下又多暗礁,行船极为困难。漕运付出的代价很大,运输量却十分有限。
为了尽可能地克服三门天险,隋唐政府都曾进行过改进计划,但效果并不理想。天皇四年(584年)隋文帝采取“自小平(今河南孟津县西北)陆运至陕”,然后“还从河水,入于渭川”,再达于京师的办法漕运粮食。这样虽然绕过了三门天险,但陆运花费很大,而且小平至陕州的陆路必需经过险峻的崤、函山谷,风险也很大。开皇十五年(595年)六月,文帝被迫恢复水运,“诏凿底柱”,但仍未能增加漕运量。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褚朗凿三门峡为梁,其后杨务廉又凿三门峡为栈道,结果都是徒劳无功。
直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裴耀卿采取分段转输法漕运粮食,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裴耀卿在黄河、运河和渭水交汇处及三门峡东西置仓,漕粮先输入东仓,再开山路八十里,陆运到西仓,最后漕运到关中。这样,即缩短了舟行日期,又提高了运输效率。史载,连续三年,“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三年即省钱三十万缗,漕运费用之高可以想见。“用斗钱运斗米”之言不虚也。
另外,唐高宗死后各地的情况更突出了洛阳的优势。当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赢粮,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仅剩关中之地,也“顷遭荒馑,人被荐饥”。惟有洛阳,“鏶、涧之中,天地交会,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同时,“太原蓄巨万之仓,洛口积天下之粟”。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定都洛阳,既不存在粮食供应困难,又能节省漕运所需的财政开支,不可不谓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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