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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为何要迁都洛阳之谜
第一是政治上的原因
洛阳在政治上对武则天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徐敬业起兵时魏思温的言论中窥见一斑。光宅元年(684年)九月,徐敬业等以匡复庐陵王为借口,起兵反对武则天。当时,魏思温建议徐敬业:“明公以匡复为辞,宜率大众鼓行而进,直指洛阳,则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响应矣。”[1]遗憾的是,徐敬业没有采纳魏氏的建议,结果兵败身死。陈岳论及此事,叹息道:“敬业苟能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专以匡复为事,纵军败身戮,亦忠义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气,是真为叛逆,不败何待!”[1]由此可见,洛阳对于武则天之重要,它实际上是武则天的政治大本营。
其次,就地理位置而言,洛阳适宜作国都。唐朝建立后,历经太宗、高宗两朝,疆土得到不断扩大。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唐朝的疆土达到极限:“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5]此后直到武则天时期,疆土虽时有变化,但都大于唐朝建国初期。长安在版图上的位置偏西,失去了居中而摄天下的作用。而洛阳西接关中盆地,东连华北平原,自古就被称为“天下之中”。若就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来说,从洛阳出发,北通幽、燕,西接秦、陇,东达海、岱,南至江淮,距离大体相等。因此,以洛阳为都可以居中而摄天下。
第二是地理上的原因
另一方面,洛阳的地理形势也适宜作国都。洛阳北枕黄河,隔河遥峙太行、王屋等山,又有北面的邙山作天然屏障;南有险峻的伊阙,再南遥峙熊耳、少室诸山;西控崤、函之险;东扼虎牢、黑石等关;中有土壤肥沃的伊、洛平原,粮食足以自给。故洛阳是一个“控以三河,固以四塞”的形势要地。这种险要的地理位置使洛阳具有制内御外的优越军事条件,也成为洛阳适宜作首都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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