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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如何避讳:乾隆下诏不许写五福临门
古代避讳是随处可见,无处不在的。司马迁父亲叫司马谈,所以在五十多万字的《史记》中,找不到一个“谈”字;《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为了避他父亲的名字“泰”,所以在书中找不到一个“泰”字;汉高祖的名字叫刘邦,《汉书》为了避讳,于是把所有“邦”字,都改成“国”;汉武帝的名字叫刘彻,司马迁《史记》中就将“彻”改为“写放”;汉文帝的名字叫刘恒,《史记》就改“恒山”为“常山”。名讳之风在唐代更盛行,唐高祖名渊,所以《黄帝内经太素》里,改针灸穴位“太渊”为“太泉”;唐太宗名世民,就改“世”为“代”;唐高宗名治,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卷六《鉴药》就改“治身”为“理身”。袁世凯最忌讳“元宵”两个字,因“元、袁”同音,“宵、消”同音,“元宵”听起来像是消灭袁世凯,于是在1913年元宵节前,袁世凯下令将元宵称“汤圆”。对家中长辈不能直呼其名,即使平辈也不可擅呼姓名。
在《礼记·曲礼上》中,就有“入国问俗,入门问讳”的记载。自秦汉时期开始,古代君主之尊,更变得无以复加,皇权一直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君王的名字,当然不能随便称呼,随着皇权和宗法制度的日益加强,此后避讳现象的日趋严格,甚至被明文写进法律。以家庭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尊长的名字同样不能轻易书写。比如唐朝的法律就规定,谁要直呼皇帝的名字,那是犯了“大不敬”的罪,那是不能够被赦免的。清代的乾隆二十二年,有一位退休的浙江布政使彭家屏,在族谱《大彭统记》上,刊登河南段昌绪家存吴三桂的文告时,乾隆的名讳弘历不缺笔,成为彭家屏自杀及段昌绪斩首的罪名。乾隆四十二年,江西的王锡侯编篡《康熙字典·凡例》时,不避康熙、雍正、乾隆名讳,结果就依照《大逆律》定罪处斩。避讳像一张大罗网,使人们言行,时时受到监控,稍有不慎,就触犯刑律,轻则遭谴,重则罹祸,乃至要灭家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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