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阳光人物。他身上具备健全的角色意识,他所以说,他如此笃定的说,进而组织政府,实行确定的政治主张,退而在野,处于监督地位,跟反对党可以相磨相帮,共同进步。这番话一百年来如此笃定的说过,一个掌握了权力的人敢说进而在朝如何,退而在野如何,敢说出这么笃定的话吗?他有自信,他知道,选下来了,下次可以选回来。因为他有自信,如果没有这样的笃定,政治人物说不出来这样的话。政治人物好不容易在打天下中赢得了政权,哪肯放手的?你见过放手的吗?我只见过一个,蒋经国先生,他放手了,他终于放手了。我们看见他在那一个时代他可以说出这么笃定的话,“进而组织政府,实行政见,退而在野,处于监督地位”,这正是民主宪政最核心的理念。这是中国的一条正路,这条光明大道,曾经在1912、1913年的中国铺开了,他是走在这条路上的领头羊,是中国政治的领军人物,是一个超前看见了新中国的人。但是这样的一个阳光人物,他即将给中国带来阳光,带来全新政治文明的空气,他不幸被一个兵痞,武士英一颗小小的子弹击中了。这颗子弹就结束了中国探索民主宪政的一条道路。这一百年我们仍然活在百年余痛当中。宋教仁的百年之问,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写在天空的问号。
1882年的春天,宋教仁出生在山青水秀,宛若桃源、人杰地灵的湖南省桃源县上坊村香冲(今桃源县八字路乡渔父村)。宋教仁字得尊,号敦初,别号渔父,自小聪明好学,6岁入私塾, 17岁进湖南桃源县漳江书院时,就关心天下大事,遂萌生了反清思想。年少时宋教仁就非比寻常,据漳江书院的同学回忆:瘦瘦的脸儿,中等个子,长得挺帅。宋君独大言炎炎,好论列天下事,人以是谓之狂生。
宋教仁19岁中秀才后考入湖北张之洞创办的武昌普通中学堂,在武昌花园山的吴禄贞组织的革命团体聚会深深地吸引了他,满清罪行种种,怨怼之情,历历在目,从而走上了反清革命之道路
同年8月,老乡黄兴来到武昌,两人相识并成为挚友。1903年,他加入黄兴创办的华兴会,意在联络两湖反清志士,推翻满清,并准备在慈祥太后七十岁生日起义。然而,起义还没有启动,华兴会骨干全数被清政府通缉。
1904年12月,他东渡日本,与程家怪、黄兴、张继等人筹办了中国同盟会,是同盟会的最早会员。
在日本,他先后进入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和日本早稻田预科学习,特别是因生活所逼的1906年,他翻译了《日本宪法》、《俄国制度要览》、《英国制度览》、《美国制度要览》、《德国官制》、《普鲁士官制》等专著,当时西方主要民主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几乎都由宋教仁译出,这些书籍让西方民主国家宪政民主法治的思想观念潜移默化于宋教仁脑中。
道不同不相为谋
1905年夏天,孙文来到日本,把目光投向了人数众多的留日学生(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近8000人)中的两湖地区有着反清经历的华兴会成员。
第一次与孙中山见面,年轻的宋教仁既没有兴奋之情,也无激动文字,他在日记中:逸仙之言,余尚多,不悉记。
因孙文是革命前辈,在1905年7月30日同盟会成立时,孙文就自动当选为总理,黄兴任执行部庶务、马君武任书记。对于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华兴会领袖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四人竟然是四种不同意见,这也预示了同盟会日后四分五裂的必然。
有的人你天生就不对路,随着与孙文进一步接触,让宋教仁越发不喜欢。1906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孙文等人一心要在中国南部边疆起义,是冒险心、激进心太甚,将来恐有孤注之势。这已流露出了他对孙文政见的不满。
特别是在1906年后,他形成了自己的宪政民主政治主张后,对孙文更是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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