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人凤先生说过一句话:“破坏建设一身肩,有思想,有学问,有才能,谓之政治大家曾何愧。”这是他写的挽联的一幅上联。 在那个时代,宋教仁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治家,身上有超强的建设力,他不仅有理念,能搞演说,而且能搞组织,而易能操作实际的政治,运作当时的中国人都陌生的那一套宪政运作的那一种方式。所以当他死之前,中国的报纸都已经把他看成政治家。1913年1月26日,徐血儿在《民立报》发表一片评论,题目叫《当今之政治家》,文章中“当今第一流之政治家,而无有可以企及者也”就是宋教仁,说他“有沉毅的魄力、运用的手腕,尤其有系统的政纲,而且能坚持政见,不屈不挠”。
2月21日,来自浙江的一篇稿件说:“听孙先生演说,理想高远,是一大哲学家;听黄先生演说,诚坦动人,是一大实行家;听宋先生演说,条分缕析,是一大政治家。”宋教仁的演说,条分缕析,对外交事务、内政事务,对财政,都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见解。3月24日,在宋教仁死后不久,《民主报》发表文章论当世政治家,“本党理事,国民党的理事当中,孙黄二公之外,才气之纵横当推宋教仁为最。能运用大党略,以与他人争雄者,亦以此公为最。能为强毅之手段,与他人奋斗者,亦以此公为最。”
同一天《民权报》评论说,宋教仁是政治界中的稳健派,认为他用温和的手段稳健地推动中国的民主,所以他称之为真民国的万里长城。这一个称呼跟汤化龙给他的称呼万里长城是一致的。所以当时有很多的人把宋教仁看成是民国的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却在顷刻之间就塌了。 整个国民党上下,乃至整个的中国朝野,无论支持他的还是反对他的人,在那一刻都感受到了失去他的痛苦,在那一个春天1913年的春天,整个中国都感受到了失去宋教仁的痛苦,那是真民国的万里长城顷刻塌陷的痛苦。今天如果你蓦然发现万里长城塌了,带来的那种震撼,那种心痛是可以想见的。这个痛苦不仅停留在1913年的春天,而且穿透了百年,直到今天整个百年史都感受到了失去宋教仁的痛苦。宋教仁的痛苦不仅是湖南桃源人的痛苦,更是整个中国人的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时不时就要隐隐发痛的痛苦。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难得的具有建设力的人物,一个中国历史上稀缺的具有建设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