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更加热闹了，一向多事的新闻界崛起了一批女记者，女记者的长相、穿着、能力、生活等无一不是小报和社会新闻类期刊的报道对象，好不热闹。
上海女记者几乎都有绰号
女性从事新闻业，清末就有了，抗战时期更是涌现了一批女记者。开风气之先的上海，在抗战前女记者还是凤毛鳞角，但抗战胜利后，上海各报纷纷延揽女记者，一时成了一种风尚。1945—1949年间，在上海报刊中曾以女记者名义被报道过的女性有60人之多。但当时对女记者的定义很宽泛，把凡是在新闻单位里工作的女性都称做女记者，真正把外出采访、写稿子、编新闻，当成一种职业的女记者其实并不多，主要有《中央社》的陈香梅、《申报》的谢宝珠、《新闻报》的严洵、《大英夜报》（后《商报》）的池廷熹、《和平报》的陈羽新、《正言报》的李青来、《辛报》的许瑾、《文汇报》的麦少楣、《新民晚报》的高汾和周光楣、《联合报》的姚芳藻、《世界晨报》的邵琼等十几位。
那时的上海滩很喜欢根据这些女记者的特征来写一些略带调侃的速写，或者给这些女记者取些绰号，以吸引人的眼球。一些花边新闻较多的女记者，差不多都有一个绰号。
上海老牌报纸《申报》在抗战胜利后也赶起了时髦，聘用起了女记者，一出手就不同凡响，其麾下的女记者谢宝珠备受一些小报、杂志的关注，花边新闻不断，绰号也最多，如其中之一便是“高贵的娇小姐”。据说她“出进必要摩托车”，这在普遍盛行“11路车”两条腿走路的当时，是够娇贵的了，不过谁让人家有个当大老板的父亲呢，本来就是小姐嘛。《新闻报》记者严洵，抗战胜利后较早投入了上海新闻界，因待人接物开诚布公，被称为“天真姑娘”。《大英夜报》的池廷熹因喜欢时常拉着新闻人物问个不停，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作风，而被誉为“女学士”。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麦少楣，出自广东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在当时上海滩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文人，据说她“能驾自由车而脱双手，穿短裙，有南国佳人风”。此外，像《世界晨报》的女记者邵琼，因为喜欢写些左派文章，就得了个“真左笔”的雅号。而《中央社》的陈香梅，却不知何故，被笑称为“少奶奶”。
“美人鱼”的记者经历徒有虚名
曾在一段时间内受到小报、社会新闻类杂志广泛关注的女记者趣事，要属女歌手姚玲转行当记者一事。姚玲原是上海的一个女歌手，最早在南华酒店唱歌，不久为当时某编辑先生赏识，就为她在自己所编辑的报纸上开设了一个信箱，连图带文，每日连载，于是外界罕闻的姚玲，由此名气大增。后来她又转到他处唱歌，时常有一班文友因为某编辑的缘故，前去捧场，并撰文捧她。不久，不仅歌唱界知有其人，就连文艺界也知道有姚玲这么一个人了，后来她干脆脱去歌衫，改行当起了记者，一时引得小报、杂志竞相报道。
海上女记者中，最徒有其名的恐怕要属“美人鱼”杨秀琼的记者经历。杨秀琼在1933年10月举行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囊括了全运会女子游泳全部金牌，在场观看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立即认她为干女儿，“美人鱼”的雅号不胫而走。只可惜她在抗战时期被迫当了四川军阀范绍增的第18房姨太太。抗战胜利后，《侨声报》聘她为该报记者，一时被许多小报所关注。不过这位新闻界的“美人鱼”却很少下海采访新闻，不久也就不了了之了。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已经逐渐摒弃了对“女人也能当记者”的怀疑和偏见，女性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数不断增多。但像杨秀琼这样的游泳冠军来兼职做女记者，就有点怀疑编辑经理们的用心了；而像姚玲由歌手改行当记者，以及女白云（陈霞飞）由话剧演员改行做记者，则无疑增添了上海滩女记者群的热闹。自然“花瓶”、“交际花”、“花蝴蝶”之类的称号在所难免。
谁是上海滩的“记者之花”
上海人一向注重穿着打扮，对女记者的外表形象当然得先评头论足一番。那么谁是上海滩最美的女记者呢?有说是《新闻报》的严洵，活泼大方，待人真诚，但马上有人出来说“女记者中无美人”，严小姐说话时露着一排长牙齿，使面对着与之讲话的人，有一种不快之意。不少人建议“记者之花”应给《申报》的谢宝珠，她不仅家世好，天生丽质，白皙可爱，且双目凝视时，大有缠绵悱恻之感，又好打扮，穿着时髦而有贵族气，而且还喜欢自己设计服装，有“时装设计师”的绰号，“记者之花”非她莫属。有人甚至戏称如果“上海小姐”的评比中有“女记者组”，则谢宝珠当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夺魁。
但有人对此却很不屑，谢宝珠有啥美的，胖胖矮矮的，像个小蹄膀，采访时浑身珠光宝气，俗气。还是《正言报》的李青来最美，人家曾拍过电影《日本间谍》，还是位女作家，多才多艺，人又生得漂亮。可还是有人不服，“美人鱼”杨秀琼不是加入《侨声报》了吗?人家是游泳冠军，再来当个“记者之花”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而且她的穿着打扮也是够时髦的。为此有些杂志还写起了《女记者时装大竞赛》，专门比起了谢宝珠、杨秀琼的衣着打扮谁更时髦，谁更有派头。可惜“美人鱼”好像并没有把做记者当回事，很少出去采访写稿子。还好又来了个歌星姚玲，她不是改行当记者了吗?她可是在南华酒店、仙乐、中央西莱唱过歌的女歌手，捧的人可不少，现在改行当记者，该是女记者中压卷之作了，精彩自不待言。但有人嘘声了，人家毕竟是歌手，好像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啊，对她的改行可不是那么看好。
批评参议员同时贬低女记者
社会上捧女记者的多了，无形中把女记者和交际花搭上边，又确有些花瓶式的女记者混充其中。比如一则批评上海参议员杨抚生的花边新闻《杨抚生看中女记者》。杨抚生是当时上海鹤鸣鞋帽商店的老板，也是当时上海市的参议员之一。该文写道：据说杨抚生在1947年1月的市政会议上，只发了一句言：“一尺多长的美国皮鞋运到中国来有什么用?”那么他在会场上干什么呢?原来其独对一些“记者之花”们特别感兴趣。他常常找机会和她们搭讪，有人推测他的作用有二，一是为了想让她们为自己的商店做些宣传，至于二嘛，“则是既不可说，就不必说了”，对杨进行讽刺、调侃的同时也连带贬低了女记者的形象。
有些花边新闻对女记者的贬低则是直截了当的，但有时新闻对女记者的贬低可能是作者不经意的，如《女记者孙方中出洋》本是个中性的新闻报道，但作者却认为：“孙方中以女记者身份，活跃于京、沪、锡之间，引起了军、政、商界注意后，好多人加以推测，认为这位女记者再红一些时候将发紫，紫了以后一定会博得贵人相助，而亲善，订立终身大事，果然在今日孙方中是宣告离开新闻界，准备去美国留学了。”
在记者前面加个“女”字以突出其性别，这本身就是男权社会的一个象征。但女记者作为走向街头的女性毕竟是社会的进步。起初由女性来跑外勤，主要是考虑到女性采访妇女新闻比较方便，因此她们一天到晚只在东家太太衙门里窜进，西家夫人公馆里窜出，打听一些开会、慰劳、保育之类的消息。但由于女记者们本身的努力和修养，采访圈子逐渐扩大，采访能力也逐渐被社会所认可，记者成为女性自身解放和争取文化领地的一个重要职业。旧上海的女记者们走出家门，走向街头，勇敢地和男人们竞争，同时亦不忘自己的女儿身，爱好红装，穿着时髦，保留了上海女人追求时尚、突出女人味的特色，也因此而特别惹人注意，并且因鱼龙混杂、来源复杂等因素惹来不少非议和责难，亦博得了不少同情和赞许。
这些花边新闻主要见于当时的综合性休闲刊物以及一些小报，如《东南风》、《上海滩》、《风光》、《大观园周报》、《今报》等。这几份刊物都创办于抗战胜利后，且都是以刊载上海地方的综合新闻为主，尤其是上海滩光怪陆离的各色新闻、趣事，揭露政界、影剧界、文化界名人奇闻轶事，或者对歌舞厅红舞女的或骂或捧，以及社会上各种畸形事态的描述，而女记者的花边新闻也成了其中的一个点缀。此外像《电声》、《一周间》、《七重天》等也有一些关于女记者的报道。随着这些刊物的消失，女记者的花边新闻似乎也渐渐消失了，而花边新闻的主角们也逐渐沉寂。新时代的女记者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