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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首都必建在运河终点
漕运首先是一种帝国的政治行为,明代每年要从南方漕运400万石粮食到京城,最高时达到670万石,但从北方返回南方的船却常常放空,有些船到达北方后甚至被凿沉抛弃。黄仁宇在《明代的漕运》中说,从南方运到北京的白粮常常会以低于南方的价格进行抛售,而且运输的费用往往是粮食价格的数倍。这多少有些令人不可思议。富庶的南方通过漕运源源不断地向北方专制统治者输血,帝国就这样陷入深渊。
与地中海相比,中国运河要脆弱得多。与其政治意义相比,它的实际运输能力极其有限。
首先,对于长达数千公里的人工运河来说,帆桨(橹)派不上用场时,不得不依靠人力拉纤,一艘普通官船就需要50名纤夫,这使纤夫的境况极其悲惨。隋炀帝经运河南巡,纤夫沿两岸牵引“龙船”,淤浅处由民夫推船,许多民夫甚至泡到腰身以下腐溃。
其次,运河的航速极低,唐代江淮漕运从二月发扬州,四月自淮入汴,八九月才到达洛阳,运送一趟竟然需要半年。
第三,运河各段因为水位落差巨大,不得设船闸分次运送,“自天井闸至塌场口,不满百里,建闸十一座”,每艘船需要500人协助过闸,每次均需装货卸货,极其繁琐,更不用说拥堵了。
第四,北方降水极少,冬季结冰封河,加上黄河频频泛滥,导致北运河经常缺水淤塞断航。
重重困难之下,以北京为帝国京都的元明清三代不得不在河运之外尝试海运。
唐咸通年间,用兵交趾,湖南江西运输甚苦,润州人陈磻石创议海运,从扬子江经闽广到交趾,大船一艘可运千石,军需赖以无缺。元朝长期以大规模的海运将江浙一带的米粮运到“汗八里”,“终元世海运不废”。黄仁宇也认为,整个元朝时期,海路在交通运输中所起的作用要大些。
海运一方面使中国海岸线的灯塔航标等设施得以完善,另一方面大大推动了海船的发展。早期海运沙船最大不过千石,“延佑(1314年)以来,如造海船,大者八九千,小者二千余石,岁运粮三百六十万石”(《元海运志》),30年时间就发展到300~1200吨的大型海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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