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首都必建在运河终点

　　
　　漕运首先是一种帝国的政治行为，明代每年要从南方漕运400万石粮食到京城，最高时达到670万石，但从北方返回南方的船却常常放空，有些船到达北方后甚至被凿沉抛弃。黄仁宇在《明代的漕运》中说，从南方运到北京的白粮常常会以低于南方的价格进行抛售，而且运输的费用往往是粮食价格的数倍。这多少有些令人不可思议。富庶的南方通过漕运源源不断地向北方专制统治者输血，帝国就这样陷入深渊。
　　
　　与地中海相比，中国运河要脆弱得多。与其政治意义相比，它的实际运输能力极其有限。
　　
　　首先，对于长达数千公里的人工运河来说，帆桨（橹）派不上用场时，不得不依靠人力拉纤，一艘普通官船就需要50名纤夫，这使纤夫的境况极其悲惨。隋炀帝经运河南巡，纤夫沿两岸牵引“龙船”，淤浅处由民夫推船，许多民夫甚至泡到腰身以下腐溃。
　　
　　其次，运河的航速极低，唐代江淮漕运从二月发扬州，四月自淮入汴，八九月才到达洛阳，运送一趟竟然需要半年。
　　
　　第三，运河各段因为水位落差巨大，不得设船闸分次运送，“自天井闸至塌场口，不满百里，建闸十一座”，每艘船需要500人协助过闸，每次均需装货卸货，极其繁琐，更不用说拥堵了。
　　
　　第四，北方降水极少，冬季结冰封河，加上黄河频频泛滥，导致北运河经常缺水淤塞断航。
　　
　　重重困难之下，以北京为帝国京都的元明清三代不得不在河运之外尝试海运。
　　
　　唐咸通年间，用兵交趾，湖南江西运输甚苦，润州人陈磻石创议海运，从扬子江经闽广到交趾，大船一艘可运千石，军需赖以无缺。元朝长期以大规模的海运将江浙一带的米粮运到“汗八里”，“终元世海运不废”。黄仁宇也认为，整个元朝时期，海路在交通运输中所起的作用要大些。
　　
　　海运一方面使中国海岸线的灯塔航标等设施得以完善，另一方面大大推动了海船的发展。早期海运沙船最大不过千石，“延佑（1314年）以来，如造海船，大者八九千，小者二千余石，岁运粮三百六十万石”（《元海运志》），30年时间就发展到300~1200吨的大型海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