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首都必建在运河终点

　　台湾经济史学家全汉升在《唐宋帝国与运河》中指出，南粮北运是帝国生存的大动脉。中华帝国始终建立在一个依靠舟船漕运维系的经济体制之上，如果没有发达的舟船技术和规模，也就不存在如此庞大的帝国统治。“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乐全集》）。
　　
　　从秦汉开始，帝国京都无一不是选择在运河的终点。因为三门峡瓶颈，舟船从洛阳到长安极其艰难，帝国中央不得不去“洛阳就食”，甚至常常有半路饿死的事件发生，东都洛阳逐渐兴起。
　　
　　唐末乱世使广通渠完全淤塞，宋朝只好暂以通济渠终点开封为都，并计划等广通渠疏浚后迁都洛阳甚至长安。“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虽然明知无险可守的开封作为帝都极为冒险，但舟船之利压过了军事权重，最终导致北宋倏忽间即告覆灭。南宋以通济渠的始发点杭州为临时京都，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完成整合，仅仅浙江的机杵耕稼，已经是“衣食半天下”。
　　
　　宋帝国时期，中国自由经济达到巅峰状态，5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汴京、临安、长安，洛阳和南京）无一不是建立在舟船交通之上，而“富庶甲天下”的扬州更是运河制造出来的一个梦想之城。从《清明上河图》上我们依然可以看见一片舟楫连绵的昔日繁华。在5米多长的画卷里，共有20多艘大小船只。画中有一艘即将通过虹桥的单桅货船，因无法张帆，货物过于沉重，全赖船夫卖力的撑篙，岸上十几个人使命地拉纤，才让船只得以航行。为了防止船身撞上桥梁，桥墩的护栏边有持蒿竿与软球的人，准备随时把船支开，以免发生沉船意外。
　　
　　元朝建都北京后，所有物品必须由1600公里外的南方运来，华北的黄土土层决定了要想维持一条陆上官道是不可能的，水路运输仍然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这条与海岸线几乎平行的京杭大运河就成为“帝国命脉”。漕船从富庶的江南出发，经过三千里跋涉最后到达北京的“海子”。今天的什刹海、北海、积水潭和已消失的太平湖在数百年前都连成一片，烟波浩淼，成为京杭大运河的终点“海子”码头。马可波罗时代的大运河“犹如一条大河，能够行驶大型帆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