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京城小吏敢欺曾国藩李鸿章

　　
　　京师各部中，吏员最多、差事最肥的就是户部，因为所有各地方的报销与税收事务都要经过户部。事务最多，借机分肥的事也越多。按制，六部和理藩院等所有机构，吏员不过千人，而实际上，户部一家吏胥人数就超过了规定的京城吏役总数。如吏部，因为掌握了官员铨选等职事，对于官员上任、候补、调派也多有需索。京城小吏之流的行为，往往是有上司在背后支持怂容，故即使名重天下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大官，有时也不免被京城小吏所欺。
　　
　　同治七年的军费报销案只是大清帝国近三百年的历史上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因为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的特殊功勋，皇上看他的面子对军费报销免予审计。但从这一案例来看，即便是曾国藩、李鸿章也要受“潜规则”的制约，不交“部费”就报销不了。在通常的情况下，“部费”是必需的，而且，要报销的不止于军费，要办的事也不止于报销，自然，中央也不止一个户部。到任何衙门、办任何事都得交费，否则就办不成事，办不好事，这才是“部费”的真正含义。所谓“脸难看，事难办”，不给钱就只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清代“小吏”势力扩张，成为官僚体制下的一个毒瘤。清代法律中，律与例并行，律简而例繁，势必只有依靠长期盘踞衙门的吏胥。同时，清代文牍主义盛行，案牍堆积如山，离开书办人员根本无法办事。更重要的是，清中叶以后，社会向近代化转型，而体制僵化如故，必然出现官僚弄权于上、吏胥舞弊于下的局面。正如当时有识之士指出的那样：“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以籍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愈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