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京城小吏敢欺曾国藩李鸿章

　　
　　曾国藩托的人是李宗羲，李当时是江宁布政使，相当于江苏省长。李再托人和户部书吏接洽，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8万两，显然已是很大优惠了。曾国藩对给“部费”很不满意，于是向皇上递交了一份报告，请求军费报销免于审计。皇上同意了他的要求，曾国藩对此感激涕零。不过，曾国藩也表示，以前已经和户部书吏说好要给的8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但书吏们不能再多要了。
　　
　　李鸿章托的人是王文韶，王当时是湖北的一个道台，以前在户部任过职，有部里的人脉。王让人去找书吏探探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的胃口很大，要求给一厘三毫的回扣。所谓“厘”，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一厘三毫，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当时湘军、淮军要报销的军费是3000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费”需要40万两，相当于现下人民币8000万元。
　　
　　“小吏”，是清代政治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清代从中央各部院，总督、巡抚衙门，到地方道、府、州、县各级机构，除了主官外，就是这些具体办事的吏胥了。他们既有文职人员，也有杂役人员。这些小吏、佐杂人员虽然大多没有品级，却有定额，而事实上吏胥的人数远远超过规定。清代继承中国封建专制王朝对官员的限制，如官员的南北回避制度，官员不久于一地一任，故而调动频繁。但官员属下的小吏不受回避制度限制，他们长期盘踞京城一地，专司一职，熟悉京城风土人情，成了“坐地虎”。另外，清代法律繁复，律例并行，非专业人员一般难以掌握，官员多为科举出身，处理一般事务性问题能力低下，势必依赖这些小吏承办和执行具体事务。再有，这些小吏地位低下，类似于临时工，待遇又很差，只有少数人有微薄的“工食银”，于是手中的这点权力就产生了谋求法外收入的动力，对要求报销的账目不去凭公审计，而是看你送不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