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贞观元年君臣“权大还是法大”之争
其实,唐太宗“忿”的是“诈冒资荫”,这不是私愤,与以权谋私者的以言代法不同。但尽管为公而忿,也不当以感情代替法律。至于“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即使罪不当死,也绝不收回成命,维护的就不是公道正义而只是个人的尊严了。“权”之所以一定要大于“法”,往往就同这种感情的因素有关。但在戴胄看来,既是为公,就当以国家利益为重。知错即改,忍的是个人之小忿,存的是国家之大信,从这个角度看,“权”也应当服从于“法”。
唐太宗毕竟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对于戴胄的这一番申辩,他是心悦诚服的:“卿能执法,朕复何忧!”此后,戴胄为执法而每每犯颜直谏,言如泉涌,唐太宗也能一一听从,没有再提出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他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在悠悠千年之后,仍有人弄不清权大还是法大,与此相比,这方面的历史进程,实在令人难以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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