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元年君臣“权大还是法大”之争

关于权大还是法大的争论，我国古代也曾有过。当然，争论的不是“县委大还是法院大”，而是“皇帝大还是法律大”。
　　
　　贞观元年，刚刚登基的唐太宗决心惩治“诈冒资荫”的歪风，“敕令自首”并且明明白白地告诫“不首者死”。这“敕令”刚下不久，便有“诈冒”而又不自首的角色出现，正在火头上的唐太宗，就要杀鸡儆猴。然而，法律刚刚更定，其中就有为减少死刑和肉刑而增加的“加役流”（流配而加以役作）一款。同样也是刚刚上任的大理少卿（大致相当于如今的最高法院院长）戴胄就站出来说：根据大唐法律，此人不当死，而当流放。于是，在唐太宗与戴胄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权与法的争论——
　　
　　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
　　
　　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既而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
　　
　　敕，就是皇帝的诏书，体现的是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口含天宪”，对于封建皇帝来说，乃是顺理成章的事，不是连某些“土皇帝”都会说“什么是法，我的话就是法”么？按“敕”当死，依法当流，在唐太宗看来，这“法”毫无疑问地应该服从于“敕”，怪不得他见戴胄犯颜执法而怒不可遏了。但戴胄却认为，“敕”只是出于皇帝一时之喜怒，喜怒无常；法却是昭之于天下的国家之大信，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而，在“敕”与“法”发生矛盾的时候，理当以法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