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对辽庆陵大规模的盗掘活动,发生在1939年。这一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成了由田村实造、小林行雄为领队,钓田正哉、斋藤菊太郎为助理的“辽庆陵考古队”,对辽庆陵进行全方位的“考古”。
在辽代帝王陵中,永庆陵的壁画是最精美的,内容有装饰图案、契丹和汉族人物以及山水风景等,日本人后来据此专门出版了《庆陵壁画》专著。田村实造对地宫勘察得极为详细,并进行了准确的测绘以及壁画临摹、摄影,揭走了部分保存比较好的壁画。
此后,由田村实造和小林行雄执笔,撰写了《西拉沐沦河调查旅行记》、《辽陵帝后的哀册与庄陵》两大本专著。1953年两人又合作编著了《庆陵――关于东蒙古辽代帝王陵墓的研究报告》一书。这是迄今为止、有关辽庆陵发掘中最为完整的一份资料。毋庸置疑,这些“学术成果”已成为了日本人在华盗墓的铁证!
日本人对辽庆陵的全面盗掘收藏颇丰,盗走了能盗走的文物,比较笨重的辽圣宗石刻哀册,运回沈阳后,放于伪满政府的“国立博物馆奉天分馆”内,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本计划运回国内的哀册被截留了下来,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
盗掘辽祖陵地宫未遂
地面文物被运至东京
在辽代帝王陵中,日本人最想找到的是辽太祖、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祖陵。从史料和现代考古发现来看,祖陵工程虽然不是太长,但工程量仍然相当可观。刚落成时,陵上有太祖天皇帝庙,地宫叫“明殿”,穹庐式,富丽堂皇;墓道两旁对称摆置石人、石羊、麒麟、狻猊等各种石雕。后来,又陆续兴建了一些建筑物:天膳堂、太祖建国碑、园寝、楼台等。
辽亡后,辽代祖陵遭到了女真人毁灭性的破坏。《契丹国志》记载,金天辅四年(公元1120年)夏天,“金人破上京祖州之天膳堂,焚略殆尽,发掘金银珠玉。”
民国时期,日本人又想起了盗掘辽祖陵。辽祖陵是“凿山为殿”,陵墓本身的坚固程度非同一般,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哈达英格乡石房子村西北一个巨大的袋状山谷中。谷间丛林茂密,泉水潺潺。
l935年,日本人便光顾了这一带。1939年日本人在盗掘辽庆陵的同时,不惜花费巨资,在这一带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大规模盗掘。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得逞,始终没有找到辽祖陵地宫――明殿所在位置,甚至连墓道也没有挖到。
最后,日本人只好盗走地上文物作罢,被盗文物中包括耶律阿保机夫妇的玉册残简等珍贵文物,这些后来全部被盗运至东京,藏于当时的“东方文化研究所”内。
“考古学之父”猖狂盗墓
高句丽王陵遭“黑铲”
遭日本人有组织、大规模盗掘的另一处墓葬群,是高句丽古墓葬群。
高句丽曾是中国东北地区古貊族的一支,存在于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间,唐总章元年(公元668年)被唐军与朝鲜半岛的新罗联军所灭。在这数百年间,高句丽人在吉林、辽宁两省境内留下了大量墓葬。其中,以吉林集安最多,目前集安境内尚有7927座。
日本人对集安高句丽古墓葬的盗掘,集中发生在1935年至1936年间,领头的是池内宏和滨田耕作俩人。这俩人都是日本国内著名的考古学者,其中的滨田耕作被日本人称为“日本近代考古学之父”,但在中国人眼里,这位“考古学之父”却是一个盗墓贼。
1925年,滨田耕作和后来被称“日本近代东洋考古学先驱”的原田淑人俩人,开始筹划成立“东亚考古学会”,学会的运作基金源于日本外务省的国家资金,名义上是推进日本在中国的考古研究,实是盗掘中国文物。
高句丽墓葬与中原地区墓葬风格明显不同,墓室构筑在地表上(晚期有的在半地下)或高出地表的石墓基上,有石圹和石室两种。方坛墓和方坛阶梯墓规格最高,墓主身份等级也最高,属王陵或贵族墓一类,有“东方金字塔”之美誉。
在高句丽墓葬群中,最富艺术价值的是壁画墓,这些壁画墓被国际学术界称为东北亚地区的艺术宝库,不论是考古学价值还是人类学、历史学价值都很高,日本人一直觊觎这个“宝库”。所以,池内宏和滨田耕作将“黑铲”首先伸向了这些壁画墓,已发现的几十座规格较高的壁画墓中,大部分都被池内宏和滨田耕作盗掘过。
日本人对墓内壁画的“研究”手段十分卑劣,能揭的揭下来,不能揭的拍成照片。所有他们挖盗来的文物,一律运回了日本。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工作者对日本人发掘过的高句丽墓葬进行复查并重新发掘,几乎没有出土什么文物,可见日本当年“考古”多么彻底。有座叫“五盔坟”的高句丽古墓,在日本人编的文献中称作“四叶冢”。其得名原来就是他们从墓中挖出了珍贵文物“金铜四叶”。
不容忽视的是,前来盗掘东北高句丽墓葬的,并不只是池内宏和滨田耕作这两个日本人,之前和之后都有日本“考古队”前来“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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