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哪种测谎技术,空间频率或者时间频率都存在缺陷,因此,成像的精度还不够高。”北大心理学教授沈政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外,人脑在撒谎时出现的兴奋状态并不具有特异性,因此,基于神经科学测试的误判率不小。”
在沈政看来,目前测谎技术的误判对于遭到错误指控的人而言,概率就显得太高了。事实上,美国的神经科学家也一致认为,这项技术目前仍是不成熟的,应当慎用。
不过,尽管通过大脑成像来解读思维、发现谎言,或者决定一个人是否有罪的具体技术,目前并没有真正出现,但神经生物学家们认为,从遗传和行为两个角度研究涉及暴力、反社会行为,研究犯罪的大脑,试图了解各种不同的反社会思想的形成原因,以及反社会行为是如何触发的,更有价值。扎克·林奇在其《第四次革命——看神经科技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一书中提到,这将会导致神经法学在法庭和审讯以外的地方出现最令人瞩目的进展。
英国约克大学心理学博士雷恩,使用了神经成像技术建立因殴打配偶而犯罪的人的大脑活动模式,结果发现这些罪犯是在受到害怕遭到抛弃的心理这种非常特殊的情感折磨下施暴的。当对这些施暴者宣布庭审结论,让他们知道遭殴打的配偶宣布独立并正式离异时,这些人的大脑里与焦虑和愤怒有关的区域便表现得异常活跃。
专家们估计,约1/4的在押暴力罪犯之所以使用暴力,是由于包括反应迟缓或者物理性损伤在内的多种大脑功能缺失导致的。在解剖被判有罪的杀人犯处决后的尸体时,经常会发现脑震荡造成的脑内额叶区的大面积损伤。
“设想一下,医学界的神经科学家发明了治疗暴力和反社会倾向的方法,结果又会如何。”在扎克·林奇看来,与其花钱建立监狱来限制已经成为职业罪犯的人,不如利用脑科学来帮助我们找到犯罪原因并挽救罪犯。
事实上,目前,许多研究人员也希望,未来的神经法学不要再以量刑为重点,随着人们对大脑异常会导致犯罪有更多的了解,法律会渐渐走向“治疗性执法”的道路,注重更先进的预测和防范犯罪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