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军起兵不到十年,势如破竹,连战连捷,接连攻下辽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以西)、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虽然24年完颜阿骨打病死,但金灭辽的势头没有丝毫减弱。即位的金太宗联合西夏,对天祚帝穷追不舍。金天会二年(24年)冬,天祚帝不听大臣耶律大石等人的劝阻,率残军出夹山,南下武州(今山西省神池县),试图收复山西州县,结果又被金军击败,许多部下投降了金军。金天会三年(25年)正月,天祚帝经天德军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过沙漠,向西逃窜,路上水粮断绝,只能吞咽冰雪充饥止渴。二月,他逃到应州新城(今山西省怀仁县西)东,被金兵追上俘获。金太宗降封他为海滨王,不久改封为豫王。没过多久,金人又将他杀死,并且驱赶马群将他的尸体踩成一摊肉泥(一说78年病死),至此,大辽国的主体已经灭亡。
从恃强凌弱,到任人欺凌,大辽政权经历了的大起大落值得人们注意。通过上述对辽代历史的纵向分析不难看出,辽朝的灭亡在道宗执政时期就已经注定,这一点已被当时人和稍后的达人贤者所洞察。明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后七子之一”的浙江临海人王宗沐(1523-1591年)在作《宋元资治通鉴》时,对辽的灭亡有精辟地评价:“道宗之初,似有可观者,而晚年谗巧竞进,贼残骨肉”。加上他本人一味荒唐嬉戏,不思刷新政治,百官多因循迎奉,贪赃枉法,极大地损害了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利益。当时的时局已经是“诸部反侧,甲兵之用无宁岁”,王宗沐于是肯定地说:“辽之亡也,吾不曰天祚,而曰道宗!”事实确如此,天祚即位后,既没有能力重振朝纲,力挽将倾之厦,却又在行将倒塌的大厦上投下了“最后的稻草”,投下的不是“一根”,而是一堆重如巨石的“亡国稻草”。辽勃兴之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披坚执锐的草原雄鹰形象;辽之衰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病魔附体的瘟鸡形象。辽朝之败,在于它既抛弃了熟悉的草原环境和丧失了本民族优秀品质,又没有真正学习到中华传统的儒家治理国家的精髓和实质,反倒沾染了太多的腐朽习性,岂有不亡国之理?!
辽国灭亡后,皇族耶律大石受到同宗部落的拥戴。此后他挥兵西进,捷报频传,击破西域诸政权十多万大军,并于1128年在起尔曼(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称帝,建立喀喇契丹王朝,史称西辽。他即位后,派兵东行伐金遭到失败,但在中亚,西辽的军队称得上“万里可横行”,连喀喇汗王朝也俯首称臣,成为西辽附庸。耶律大石精通辽、汉文字,博学多识,他把整个辽国制度搬用于西辽。耶律大石之后,西辽政权趋于稳定,统治者内部再生骄奢淫逸之风,醉生梦死。军纪败坏,以烧杀劫掠为快事,劫来财物之后,又常常因为分赃不公发生内部战争,一些将领率领军队出走,大大削弱了国力。一部分出走的将领投靠了渐趋强劲的蒙古族贵族成吉思汗,西辽遂成为蒙古族贵族西征的祭品!1218年西辽亡于蒙古,计统治80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