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佃有没有“吃一堑长一智”,自此之后,变得“聪明”一些呢?没有。
元祐年间,宋哲宗新立,高太后垂帘,司马光执政,于是“更先朝法度,去安石之党”,此时的陆佃,似大可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去控诉和揭发王安石。陆佃却是秉性难改,他又犯了“傻劲”儿。“安石卒,佃率诸生供佛,哭而祭之”,尽管有“识者嘉其无向背”,终究是使当朝权贵大为不快的事。“迁礼部侍郎,修《神宗实录》”时,又“数与史官范祖禹、黄庭坚争辨”,且“大要多是安石,为之晦隐”,日后“徙知江宁府”,又“即往祭安石墓”,被“治《实录》罪,落职知泰州”。
宋徽宗时,倒霉的是“元祐之党”,司马光等一百二十余人皆被列入“元祐党人碑”。陆佃官拜尚书左丞执政,似乎是时来运转,官运亨通了。然而,陆佃执政,“每欲参用元祐人才”,不赞成“穷治”所谓的“元祐余党”,致使小人进馋,天子翻脸,于是,这个在元祐年间受到冷落的陆佃,又受了“元祐之党”的牵连,因为莫须有的“名在党籍”而被“罢为中大夫”。他的仕途,大概也就这样了结了。
当然,这不仅是陆佃个人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