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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诡异的泄密事件
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日本政府派兵三千进攻台湾。三月二十三日,日军在琅乔强行登陆,遭到高山族人民的英勇反击。
三月二十九日,清廷发出密旨:“日本使臣上年在京换约时并未议及派员前赴台湾生番地方之事,今忽兴兵到闽,声称借地操兵,心怀叵测……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伺!该处情形如何?必须详细查看,妥筹布置,以期有备无患……着派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应如何调拨兵弁之处?着会商文煜、李鹤年及提督罗大春等酌量调拨……并着李鸿章、李宗羲随时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核办。”
这份密谕显然属于国家军事机密。但不到半月,五月十二日香港《华字日报》即将全文刊载。此后,“林华书院新报、上海汇报,一系五月二十三日刊发,一系五月二十八日刊发”。而且还刊发了沈葆桢四月十九日的奏折。对此,清政府大为恼火。
上海属于两江总督管辖地。六月二十日和七月二十五日,清政府连发两道谕旨,令两江总督李宗羲严查,并严格规定了文件管理办法:“嗣后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务当益加慎重,不得稍涉疏虞,致干咎戾。并着照该大臣所请,嗣后奉到谕旨及陈奏折片,除抄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应行函寄各处外,其余均不必抄咨,以昭严密。”
九月二十日,两江总督汇报朝廷:“检核上海林华书院新报,载有三月二十九日廷寄一道,及闽省拟购铁甲轮船等事,据刊系由香港华字日报中钞来。饬据苏松太道沈秉成查覆,香港华字日报内有台湾消息一条,已载明由福州寄来字样……此次漏泄并非由于上海,已无疑义。嗣后办理交涉事宜,自当遵旨格外严密,以昭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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