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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是怎样评价官员求神拜佛的
不过,士大夫(而非平民)沉溺于佛老,虽属个人信仰事务,旁人勉强不得,但有入世之志的士君子则不屑为也。北宋神宗朝,大臣富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罢官在家,心灰意懒,便为佛学所吸引。陕西蓝田的吕大临写信批评了这位老前辈:“您是德高望重之人,内则论道于朝,外则主教于乡,岂可因爵位进退、体力盛衰而消极避世?老先生当以道自任,振起坏俗。若沉溺于山谷避世之士之所好,我辈如何寄望于公?”富弼如受当头棒喝,复信感谢了这位年轻人,“弼谢之”。从历史看,正是那种“外则主教于乡”的精神,引导着传统社会的士君子即使在失意的时候,也勇于负起领导社会自治的责任,如吕大临兄弟,便在老家蓝田创设“吕氏乡约”。
至于在朝的官员若是“不问苍生问鬼神”,更不可目为简单的个人信仰问题。如前面提到的那个县尉叶崴,施舍了四百多贯钱给寺院刊印《光明童子因缘经》一部四卷,祈求佛祖“保扶崴身宫康泰,禄善增崇,早生福德智慧之男”,即保佑他身体健康、升官发达、早生男丁。健康与添丁,属于穆修所说的“死生祸福”之事,非人力所能强求,那求于神佛,理所当然。但官员将仕途命运寄望于冥冥之神,则透露了政治现实的失序。南宋大理家陆九渊对这个问题有过很深刻的分析。他问:“为什么那么多官员要到四圣观跪拜祈祝?”有人答道:“因为四圣观很灵验。”陆九渊说,是因为朝廷的赏罚不明,“政治家当言赏罚,宗教家则言吉凶。赏罚明则行善则吉,作恶者凶,天下晓然,祈祷之事自息矣”。意思是说,如果政治修明,法治严明,赏罚分明,则可减少不确定性,形成稳定预期,官员依据现行规则及自己的行为,便能够清晰地预期未来,因此,他们自然不需要求助于不可知的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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