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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军机处与总理衙门是做什么用的
毫无疑问,军机处这样的机构,非常便于皇帝乾纲独断。也因此,军机处虽是因西北用兵而设,属于临时性的机构,但战事结束之后,军机处并没有裁撤,反而保留下来,取代原来的内阁、南书房与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清王朝的权力中枢。如果清政府不是在十九世纪迎头撞上一个“二千年未有之变局”,军机处这一套机制大概还可以应付老大帝国的运转。但十九世纪,西方列强破门而入,甚至在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还攻破北京城,咸丰帝只好带着后妃皇子、王公大臣仓皇“北狩”,留下恭亲王在北京与洋人交涉。
咸丰十年年底,英法联军从北京撤走,恭亲王向远在热河的咸丰上了一道奏折,请求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办理洋务:“近年各路军机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驻京以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这一建议获得咸丰批准,不过它的成立则是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的事了。此时咸丰已在热河行宫病逝,恭亲王与他的嫂子慈禧太后联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政变,搞倒咸丰临终安排好的顾命大臣——肃顺集团,完成了一轮漂亮的权力洗牌,建立了“同治”体制:由慈禧垂帘听政,恭亲王主政军机处与总理衙门,开始洋务变法。
总理衙门的组织机制模仿军机处,“一切均仿照军机处办理”,由恭亲王总领,设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上行走、总理大臣学习上行走及总办章京、帮办章京、章京。“行走”,即带有“入值”性质,非专官。其职权最初为主持外交与通商事务,似乎是一个外事机构,但晚清之世,外事牵动内政,开放拽着改革跑,外交势必牵涉到通商,通商势必牵涉到洋务实业,办洋务势必牵涉到培养新型人材,养人材势必牵涉到公派留学生,形成变革的连锁反应。所以,大凡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办学校、公派留学生等事务,都归总理衙门管辖。为强化总理衙门的权力,恭亲王还建议由军机大臣兼领总理大臣:“军机承书谕旨,非兼领其事恐有歧误,请一并兼管。”总理衙门实际上已经是领导洋务运动的决策与执行班子。晚清出现的“同治中兴”,即由总理衙门统率的洋务变法所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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