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的吕碧城挑起重担,她给父亲的朋友写信,四处求人告援,其中包括时任两江总督的樊增祥。收到来信之后,樊增祥赶来救援,吕母才得以脱身。吕碧城被送到了舅舅家,开始过起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戊戌变法之后,维新思想狂飙突进, 20岁的吕碧城于1903年有意到天津“探访女学”。但这一举动却遭到保守舅父的严词阻挠,吕碧城一怒之下干脆逃离了舅舅家,踏上开往天津的火车。举目无亲的吕碧城在火车上遇到一位贵妇人,这位好心的夫人将她安排在自己家里住下。
吕碧城无意中得知舅父署中秘书方君的夫人住在天津滨江道的《大公报》社内,就给她写了一封信,述说自己的经历和来津的种种情况,情真意切地寻求援助。这封信恰巧被《大公报》的总编辑英敛之看到了,信里那番文采斐然的倾诉打动了这位爱才之人,英敛之很快前往方夫人的家中探访,相见之下对吕碧城的胆识甚为赞赏,并当即决定邀请她担任《大公报》见习编辑,让她搬到报馆居住。吕碧城自此成为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女编辑。
进入报社仅仅数月,吕碧城就成为《大公报》的第一杆名笔,而吕碧城则借助这一舆论阵地,积极为她的“兴女权、倡导妇女解放”等主张发表了大量诗文。作为妇女思想解放的先行者,她认为,要想实现女性的真正独立,必须“启发民智”,极大提高女性人群的思想文化素质,因此,兴办新式女学成为她实践自己理想的奋斗目标。于是,吕碧城发表了多篇言论,宣扬兴办女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正积极推行新政,有了吕碧城这类人物的出现,正是一个好的契机,于是袁世凯欣然同意,让吕碧城协助戊戌科进士、直隶提学使傅增湘筹办女学,并拨给她1000元作为经费,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不小的一笔费用,女学筹办进展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