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曹操给予特殊评价的还有大史学家陈寅恪。
陈寅恪在研究魏晋思想的一篇文字里(《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锺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也说:“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读史者于曹盂德之使诈使贪,唯议其私人之过失,而不知此实有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非仅一时一事之关系也。”肯定曹操对“转移数百年世局”起了作用,这个评价可不低。
那么曹操的“转移数百年世局”的历史作用,我们该从哪里说起呢?毫无疑问,应该从他的“求才三令”说起。所谓“求才三令”,指的是建安十五年、建安十九年、建安二十二年,七年之中,接连颁布的三道广招人才的诏令。为介绍之方便,我们不妨以第一、第二、第三令分别称之。
第一令主要表明思贤若渴、求贤之急,迫切希望与贤人君子“共治天下”,因此提出了“唯才是举”的鲜明口号。等于说,只要是人才就好,其他条件均可暂置而不提。第二令是补充第一令所不够具体者,特别说明,不要怕用有缺点的人才,尤其不必处处都以德行来限人。所以如是,道理在于:“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如果由于人才的某些“偏短”,而废其这个人才,那么苏秦、陈平都不必用了。而无此二人,战国时期燕国的弱势如何改变?汉代的江山大业,又如何成就?只有明白这个道理,才能做到“士无遗滞,官无废业”。
第三令网开更大,提出用人不要讲究出身,不要在乎有没有“污辱之名”。此令词赫然写道:“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甚至即使“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也并非不可以启用。这未免太过出人意外了。
此三令一出,各类人才、各种人物,河满江泻矣。陈寅恪先生认为,曹氏所以颁此三令,主要是针对他的对手而言,目的是破除汉以来既有的吏治结构,而以“有德者未必有才”的口号相昭示,其摧廓作用自必可观。然道出多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奇诡争竞亦在所难免。尽管如此,最终毕竟酿成汉魏六朝的人才鼎盛之局。寅老所谓曹氏不无“转移数百年世局”之功用,其历史深涵,倘在斯乎?倘在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