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说，“欲成天下之务，必详其理”，即实现优良的治理，需要先明白治理之道。王夫之理想中的治理之道，不是表现为君主以一人之力之智“与天下斗捷”，而是建立一种接近于“虚君共治”的权力框架：君主在这个权力构架中“端拱于上”，统而不治，具体的治理权划分为四块：冢宰负责选举，宪臣负责监察，廷尉执掌司法，宰相则主执政大权。四者各司其职，各行其权。这样，“以求俊乂（才德出众的人才），冢宰公而侧陋（出身卑微的贤才）举矣；以察官邪，宪臣廉而贪墨屏矣；以平狱讼，廷尉慎而诬罔消矣；以处危疑，相臣忠而国本固矣”。意思是说，在这一分权构架下，冢宰秉公，则即便是出身卑微的贤才也会被发现；宪臣廉正，则贪墨的官吏会受到抑制；廷尉审慎，则司法得以保持公正；宰相忠诚执政，则国家得以安宁。这样，君主只需居中监督、督促这四条权力分支的工作，则“垂旒纩而坐”便可治理天下，用不着密奏制，也用不着微服私访。
当然这个“虚君共治”式的权力构架的运行，也需要有一个通畅的信息系统提供支撑，王夫之说“欲通天下之志，必达其情”，便是这个意思。那各地的信息该如何反馈到朝廷的权力中枢？王夫之设想通过合理的科层制度来完成下情上达：“听乡保之情者，邑令也；听邑令之治者，郡守也；听郡守之政者，藩牧也。因是而达之廷臣，以周知天下之故”。在信息技术落后、民意表达机制也不发达的明末清初，王夫之寄希望于科层制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要求他在十七世纪的中国就能设想出互联网和代议制。
但科层制又具有内在的信息过滤本能，信息在科层制的传递过程中难免会被变形、遗漏、注水。也正因为此，旧时有作为的君主才想以微服私访相补救。现代政制则通过设立代议制来救科层制之弊。十七世纪的王夫之虽然还想象不出代议制，但与他同时代的黄宗羲已经有了这样的阐述：“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而且，“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在黄宗羲的设想中，这样的“学校”显然不仅是教育机构，而是作为传达民意、发表天下公议、并具有立法权威地位的机构，可以说已具备近代议会的雏形。将黄宗羲所说的“学校”补充进前面王夫之勾勒出来的分权构架，便是一个宪政性的政体了，跟孙文所设计的“五权分立”政制居然条条合辙，不知孙文当初是不是从王夫之的设想获得灵感。
至此，我们才可以完整发现蕴藏于王夫之《论宋太祖微服私访》中的意义。
